本论文以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三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所作贡献为论述中心,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实践、理论体系建构、学术机构建设、学术活动组织等均纳入考察视野,通过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系统梳理范、胡、刘构建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史家无法脱离于时代之外,事实上,史家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本论文以时间为经,以范、胡、刘三位史家的研究著作及实践活动为纬,将三人的贡献置于建国前、建国初至“文革”结束、新时期以来这三个不同的时代加以阐述与衡估。笔者以为,唯有如此才能对这些开创者的成就及局限有真切理解,而不至于带着后来者的优越感苛责前贤。　　 建国前范、胡、刘作为唯物史观派史家,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已有基本认识的基础上,集中诸多革命者的智慧,致力于构建一个与当时居于主流地位、契应国民党意识形态需求的“近代化体系”相颉颃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此时他们主要作为挑战者而存在,以“革命”为核心话语的学科体系尚处于草创阶段,粗疏之处在所难免。本论文着力梳理范文澜建国前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前驱先路的开创之功:领导延安史学机构将研究重心逐渐转至近代史领域,着力培养近代史研究力量,并撰写近代史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对于胡绳与刘大年,则着重叙述他们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结缘的背景,及其代表著作的撰著过程,考订一些以往不太确切甚至认识错误的史实,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角度还原他们以笔为枪的战斗生活。并对范、胡、刘三人治史风格旨趣加以比较审视。　　 建国后百废待兴,马克思主义史学由边缘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范、胡、刘等史家也实现了由挑战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得以全面启动。首先,他们在不放弃致用追求的同时,高扬起求真的旗帜,对建国前出版的著作不断修订,为增强其科学性而不懈努力。这些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成为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他研究者有着精神定向的作用。其次,他们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在50年代分期问题讨论中,范、胡、刘三人形成了各自同中有异的理论架构。最终胡绳构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获得大多史家的认同。笔者通过对“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再解析,分析这一理论体系定型过程中史家的争论及其考量因素。刘大年通过对“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完善与补充,为中国近代通史体系做出了初步探索。第三,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创建与发展,在研究机制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影响至为深远,因此亦纳入本文研究视野。通过对范文澜、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建设、人员建设、刊物建设、研究组织等学术活动中的贡献详加阐述,分析老一辈史家为促进学科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及其在实践层面受到的局限。　　 新时期以来,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受到李时岳“四个阶梯论”强有力的挑战,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反响中即彰显出要求突破以往过于褊狭的研究格局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心声。胡绳、刘大年引进现代化视角,对既有的“革命体系”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调适、改造,大大增强了其解释力。其问所体现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对于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确立在承继中发展的基本方向仍然不乏启示意义。此外,胡绳和刘大年对近代史学界各种重大学术活动的领导组织,对抗日战争史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大力开拓,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贡献了心力。本文还特别对刘大年与黎澍晚年的关系进行解析,认为他们分歧诚然有之,但更存在思想上的内在相通之处:使中国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保持稳定、正确的方向是二者共同的探索主题所在。本文通过分析刘大年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微妙心态,揭示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力图开辟生面的时代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