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利用劳动力、土地和其它优势资源成功切入全球价值链。不过，在取得举世公认的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低端锁定”困境。近年来中美贸易战以及今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实践反复证明，我国制造业的出路在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即把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转变为自主建构由本土跨国公司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为此，深入分析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究其影响因素和可行路径，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
　　本文以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为统领，重点研究了全球价值链理论、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和模块化组织理论，考察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内在机制。全球价值链理论从生产者驱动和采购者驱动两个角度分析制造业企业向价值链两端攀升的动力机制。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和模块化组织理论则为价值链升级提供新的思路：分工演进导致迂回生产、价值链环节增加以及生产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价值链模块化分工内生“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机制，且二者“握手”联动，不断实现各企业模块的共同创新和价值链整体升级。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制造业升级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各企业在价值链上逐步从中低端向高端环节提升；第二阶段，以第一阶段为基础，大而强的本土跨国公司引领价值链实现整体升级。目前，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总体上仍处在第一阶段，正致力于向第二阶段的“进阶升级”。
　　本文基于总出口附加值分解，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即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或占比)和在价值链上所处“位置”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切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或占比较大，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在实证分析中，重点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升级效果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嵌入程度或占比会抑制升级，导致“低端锁定”。
　　因此，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态势逆转和我国制造业价值链“进阶转型”的窗口机遇期，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等体制和规模优势，大力推进技术进步，进一步扩大内需，持续提升分工地位，从构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内价值链(S-NVC)做起，逐步向建立由中国引领、技术领先的全球价值链(C-GVC)升级。
　　对此，论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若干相关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