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创立出版机构,大量办报,出版书籍,这些出版活动在带来先进的机械设备和革新的出版理念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出版技术的革新和近代出版业的形成,并且在不自觉当中培养了中国新一代出版家,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营出版业的诞生。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出版活动,对开阔人们的眼界、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有些却在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鸦片战争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标志,西方传教士也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进入中国。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文化,处于一种非常平静沉闷的气氛当中,清朝前期的文化也以艺术上的成就居多,清政府采取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在中国创立的出版机构,带来了先进的出版印刷设备,也带来了先进的出版理念,我国的出版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由传教士独立创办经营的出版机构,如格致书室;专门出版传教图书的出版机构,如美华书馆;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出版机构,如广学会。由于这三种出版机构的性质不同,因此他们的出版方向、特点和图书出版活动也不尽相同。近代西方传教士的出版活动,主观上是为了让西方了解中国,为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帮助,客观上却起了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雇用中国人服务其中,这些人在与传教士合作中,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出版理念,学会了先进的印刷技术,为他们以后从事出版活动打下了基础。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印刷术,直接导致了中国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的迅速发展和重大变革,而我国图书的数量、内容、形式上也不断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逐步把舆论宣传变为侵略行为。他们一方面利用报刊进行帝国主义的宣传,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慈善”的外衣掩盖下干着特务间谍的罪恶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