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是指在13世纪中叶，以宋、金杂剧为基础，融合说唱、音乐、舞蹈等艺术而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样式。它是我国戏曲成熟的标志，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谓“以歌舞演故事”的真正戏曲，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反映了13、14世纪中国广阔的社会内容，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和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形象，全方位地展示了元代社会的多个方面，真可谓是元代文化的“活化石”。在艺术上，元杂剧也取得很大成就，它与唐诗、宋词一起，大大丰富了我国抒情文学的宝库。同时，它独具风貌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精神，又把我国古代叙事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通过对它的文本解读，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反过来以审美文化的视角透视，更能发现它丰富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情趣。 论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从“文化”定义入手，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中国戏曲文化的构成和精神，元杂剧的文化阐释的审美意义，论述了这一选题的现实意义。第二章是本文用力较大的文字，突出从文化因素上探索元杂剧繁荣的原因。分别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与融合，“书会才人”与“勾栏艺人”的联手的社会背景和元代开放、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以及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等方面揭示出为什么戏曲艺术在元代走向成熟的原因。第三章主要探讨以元杂剧为主的元曲所表现出的与传统文学观念不同的反传统精神，文章试图将元曲放在中国文学理念的悠久历史长河中以显示元曲背离传统文学观念的奇特的文化特质。第四章对占有元杂剧四分之一的爱情婚姻题材的戏曲进行文化透视，分别从才子佳人剧、士子妓女剧、人神之恋剧、负心婚变剧等不同类型戏曲的分析中以显现元杂剧与传统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的异同，尤其对名剧《西厢记》作了个案的详尽分析。第五章重点从元代书会才人“弃儒归道”的无奈心态的角度对神仙道化剧作了分析。传统文人的人格结构中都是儒道互补，儒家人格理想使他们积极入世，而道教则是他们在理想不能实现时的精神安慰剂。神仙道化剧恰恰是表现了元代书会才人这种人生无奈的抉择。第六章主要对历史剧作以文化阐释。元杂剧中历史题材的剧作很多，故先对现存162种元杂剧的故事来源作了一番分析，对历史剧进行界定。然后又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英雄之歌”、“文人心灵历程的艺术展示”等方面展示出元杂剧历史剧是“以史写心”——借历史表现现实作了阐释，进而又分析了元杂剧历史剧繁盛的原因。最后又特意从对比角度将史传文学的奠基之作《史记》与中国戏曲的奠基之作元杂剧进行了比较，以探寻史传文学与戏曲间的承继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文化”的探讨、以及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一直是一个热门。但文化的含义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使用“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狭义的，即在精神层面的，从审美的、道德的、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通过对元杂剧文本的解读，显现元杂剧的思想意蕴和作者的心态与人格特质。 2、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就是在儒道互补的文化土壤里派生出来的，在人与天的关系上重视人道，而轻视“天道”，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的社会现实关系，重视以血缘为纽带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群关系，用“礼仪”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戏曲，其躯体必然有其母体的胎记。中国文化是中国戏曲文化精神的灵魂，反过来中国戏曲又是中国文化通俗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儒、道、释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铸造了中国戏曲的基本精神。 3、元杂剧是在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互相冲突与融合中走向繁盛。蒙古人的草原文化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和传统观念，形成传统文化思想上的断裂，草原文化的异质又给汉族旧文化带来新的气息，从而为杂剧的繁盛创造了文化上的基础。 4、元初统治者废除科举制，使文人社会地位下降，他们迫不得已走向市井勾栏，成为了“书会才人”，从而提高了这种原本文化品位粗俗的勾栏艺术，使之在文化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书会才人又往往与勾栏中色艺双绝的艺人关系密切，相互欣赏，共同合作，这便是杂剧艺术走向繁荣的内在因素。 5、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突破“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毫无掩饰地表现爱情(包括情爱、情欲、性爱)。二是突破“主文而诱谏”等传统观念，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深具“蒜酪”味。三是突破“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表现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 6、才子佳人爱情剧表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理想，也反映出他们在现实中不得志的辛酸，更多借爱情来慰藉受伤的心灵，故此类剧中更为闪光的形象往往是女性形象。大多作品对她们复杂细腻的心理特征以及独特的个性行为的展示，从爱情、家庭、婚姻等关系中描绘出一幅幅带有元代市民新观念的爱情婚姻风俗画，表现出新的爱情观，揭露和抨击了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封建伦理的腐朽性和虚伪性，肯定了追求爱情是天赋予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