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也是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着力点。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在规模和类别上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在一些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生产等领域与先进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面临着一些“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双碳目标”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约束,一些制造业企业还沿袭着高投入、高排放和低产品附加值的生产模式,显然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相违背,亟需实现绿色化生产。上述问题成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制约因素,也影响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要破除上述发展困境,制造业必须实现绿色转型:一是要绿色化生产,实现对要素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二是要高端化、智能化生产,实现自主创新和引领发展,推动制造业生产向更高形态演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而当前以深度学习、5G通信技术、区块链和AI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技术突破,有力地推动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制造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新的契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较大规模,总量达到45.5万亿元,在GDP的占比提升至39.8%。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要素,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提升生态效率并充分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由此而论,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可能是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全新方案。从理论上看,数字化的重要目标就在于提升社会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与传统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兼顾转型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新型诉求。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为制造企业提供了便利的基础设施,也促进企业在生产流程和污染治理阶段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实现生产工艺的绿色化,最终整体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从实践角度看,世界经济论坛数据显示,在制造业等行业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数字化方案将减少高达15%的全球碳排放。由此可见,制造业绿色转型目标的实现越来越离不开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推动,但遗憾的是,地区数字化水平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机理及其影响过程的“理论暗箱”尚未打开。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影响效果以及实现路径等内容,研究发现:（1）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三方面入手,探索建立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级指标体系,选择30个省份为测度对象,利用该指标体系测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现全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在逐步提升,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更快,但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两极和多极分化现象。同时也发现,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水平有收敛趋势,但近年来这种趋势在减缓。（2）制造业绿色转型是“绿色经济”在制造业领域的实践和具体应用,强调制造业转型应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重目标。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绿色转型要求制造业摒弃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和低效率”发展模式,迈向“能源消耗不断降低并循环、污染排放减少、对生态环境影响逐步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生产模式,除实现减排效应外,产业高端化和技术进步也是转型的应有之义。因此,本文将制造业绿色转型内涵界定为污染排放降低、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方面内涵。（3）基于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降低污染排放的特征事实,综合采取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实证层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降低污染排放的影响效果: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制造业污染排放,有力支撑我国碳中和、碳达峰行动,而且上述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是成立的。同时,本文利用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污染排放降低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技术创新、节约交易成本以及降低资源错配作为中介变量能够发挥间接影响,表明在制造业绿色发展系统中,这三者可以和数字经济形成合力共同助力达成碳中和、碳达峰行动目标。（4）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方法、中介效应模型等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赋能效应。首先,本文构建面板数据系统GMM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其次,本文也根据区域和行业技术密集度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自东部—中部—西部梯次递减,也根据行业技术密集度从高到低依次递减,这表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行业技术密度的提高有利于发挥出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结构升级进程中的助推作用。进一步地,数字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加强技术创新以及降低资源错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间接作用。（5）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践效果。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忽略这一背景,将导致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效应评估出现较大偏误。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也能通过加强技术进步、节约交易成本以及降低资源错配产生间接影响。因此,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加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入融合,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数字化方向转型,推动加速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清洁生产和绿色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尝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和间接作用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一方面,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制造业转型的影响研究,大多数仍停留在现实总结层面,理论分析缺少足够的模型支撑。本文尝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模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理论逻辑的深化。另一方面,根据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组织生产变革和产业链重构的实践,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节约交易成本、缓解资源错配等途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的理论研究。第二,基于产业经济理论和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解读,本文赋予制造业绿色转型以多维内涵,即制造业污染排放降低、制造业结构升级,以及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方面内容,不仅要实现“绿色”,而且须“转型”,突破现有研究往往选择从单一视角对制造业绿色转型进行考察的局限,并探究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联。本文认为制造业绿色转型应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致力于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高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绿色化”体现制造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提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减少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高端化”和“智能化”体现制造业追求向更高产业形态演进,包括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制造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生产率提升。第三,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方面内涵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弥补已有数字经济衡量方法的不足。现有研究在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时多采用单一指标,无法全面、系统地展现数字经济发展的丰富内涵,少量的综合指标体系研究忽略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衡量的重要价值。本文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是数字经济的“静态”呈现,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能“动态”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综上,本文坚持系统思维,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情况和数字的产业化情况这三个方面来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尝试拓展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第四,突破已有文献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不足,本文分别选取省级、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根据研究问题的差异性使用多种实证模型,以及深入探讨多层次异质性影响结果,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并获得创新性研究结果:区别于以往经验研究多集中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线性影响,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降低污染排放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因此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可能的非线性影响进行检验;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的深度;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多维间接作用机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研究中的机制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