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不同利益团体（阶层或人群等）冲突不断，导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意味着一次政府的危机，处理不好有酿成悲剧甚至造成动荡的危险。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又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对于媒体来说又是一次媒体事件。这样就产生了一对博弈的双方：一方面,媒体在走市场化道路,需要本着增强自身公信力和影响力的要求，对群体性事件有一个客观的呈现，以反映民众心声并展开舆论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常常认为媒体的报道是在给党和政府抹黑添乱，同时为了政绩、维稳的主客观需要，常常又会封杀、压制媒体的报道。从这一现实矛盾出发，本文专门研究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论文首先探究了群体性事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频频发生的原因；然后通过对近年来媒体关于重大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分析，探讨媒体和政府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再以新闻框架理论为理论背景，以南方都市报的相关报道为例，剖析了2011年中国发生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案例，透视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媒体与政府的博弈关系；最后归纳总结全文要点并形成结论：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为消解媒体与政府博弈中可能出现的对抗性因素，媒体应该真实有效的沟通政府和公众并坚持原则，合理报道；政府应该运用危机传播公关手段，有效调整媒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利益关系的平衡与相互理解实现双方和谐共赢。论文深入分析了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存在博弈关系的原因，探讨了媒体的责任与困惑，以及政府机构因其过于强势而形成的认识误区，并探讨了如何消除误解、达成谅解、增进理解和实现共赢的有效途径：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无论政府还是媒体在履行其职能、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的同时，其立场态度都在博弈过程中难免有所妥协，即尽可能地兼顾各方利益以求得平衡，并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以寻求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