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重要的小说家和戏剧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除了《福赛特世家》三部曲等小说之外,还有大量剧作传世。他的戏剧不仅显示出超乎寻常的丰富的思想,还富有极大的独创性和高超的技巧。20世纪20-40年代,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曾在中国传播,其揭出病苦的批判精神,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情怀,崇尚公平正义的现代价值观,直面现实的写真手法等,对中国话剧的精神蕴涵、艺术面貌以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对高尔斯华绥剧作的译介、搬演、研究均相对冷寂,20世纪40年代以后,高氏戏剧逐渐淡出国人视野。尚有9部高氏剧作没有中译本,迄今并无研究高氏戏剧的专著问世。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对于中国戏剧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过去,对今天的中国戏剧创作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是值得我国剧坛和学界持续关注的“他山之石”。例如,高氏剧作对弱势群体的热切关注,对公平、正义的大声呼唤,对冷漠、自私的鞭挞,对善良、正直、有担当的人性之光的礼赞,无论是对于当今的戏剧创作,还是对净化社会风气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故笔者试图以本文重新“唤醒”我国剧坛和学界对这位世界戏剧名家的记忆。除《引言》之外,本文共分五章,另有《余论》和《高尔斯华绥生平大事年表》等四个附录。第一章论述高尔斯华绥所处的时代及其语境。高尔斯华绥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戏剧创作开始于20世纪初,此前的人生阅历、思想倾向、艺术观念对其戏剧创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本章首先考察维多利亚时代及其语境,然后再考察高氏戏剧创作所经历的爱德华七世与乔治五世时代及其语境。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政治上实现了贵族政体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转变,经济上完成了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型,制造业空前发展,有世界工厂之誉。但资本原始积累所造成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社会不公、海外殖民等成为普遍现实,底层民众处境悲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风起云涌。乔治五世时期英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国内的煤矿、铁路工人大罢工,起义、骚乱也时有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经济遭受重创,物价飞涨,大批工人失业,引发了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尤其是信仰和家庭伦理问题,国民由战争的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的情绪之中。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剧作之中有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反映,高氏的许多剧作可以说是这个血与火的时代生动形象的纪录。第二章分析高尔斯华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作的12部剧作。这些剧作大多是聚焦劳资冲突、阶级对立、社会底层的困境、不公的审判制度、令人精神崩溃的监狱管理、殖民战争等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问题剧”,但也有触及婚姻家庭生活与社会公德等问题的伦理道德剧,彰显了自由、平等、正义等现代价值,剧中拒绝冷漠,护佑众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弱者的悲悯情怀令人动容。多数剧作思想与社会生活蕴涵丰富而深刻,时代性和批判性很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反叛社会的精神。《银烟盒》中议员的妻子白夫人、议员的儿子杰克和女佣的丈夫蒋四,《欢愉》中与人同居的茉莉及不理解她的女儿卓怡,《争斗》中不惧牺牲的工人领袖罗伯特以及主张用铁腕手段对待罢工工人的董事长安东尼,《长子》中具有新型婚恋观的勋爵长子培尔和女仆符丽德,《正义》中遭受非人折磨的罪犯菲尔德,《愚人》中被讥为“傻瓜”的画家威尔文,《逃亡者》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有夫之妇克莱尔,《乌合之众》中的“反战英雄”、议员莫尔,《小个子》中热心助人却遭受误解的小个子,《一丝爱意》中的牧师斯特兰威等形象,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特征,不同于以往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形象,而且栩栩如生,个性鲜明。从表现形式和审美形态看,其中既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写实戏剧,也有抒情性较强、浪漫色彩鲜明的诗剧;大多是篇幅较长的多幕剧,也有只有一场的短剧;大多是令人震撼但又与传统悲剧不太相同的悲剧,也有悲喜混杂的正剧和令人解颐的喜剧与闹剧。这说明高尔斯华绥的编剧技巧已臻娴熟。第三章分析高尔斯华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作的15部剧作。这些剧作大多反映“一战”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现实性与时代性仍然是其特色,对底层群众的关怀和对上流社会的揭露批判仍然是其重要的精神取向。例如,从侧面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正面揭露殖民者罪恶的《森林》,表现“一战”后英国信仰缺失的《忠诚》,谴责工业新贵与乡绅、佃农“斗法”的《欺诈游戏》,反映英国煤炭工人失业、“一战”中伤残军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战后英国内政混乱、党争严重的《放逐》,描写犯人忍受不了监狱里狗一般的生活而越狱的《逃脱》,揭露无良记者不顾新闻伦理为吸引眼球歪曲事实的《一场闹剧》等都是例证。但这一时期的剧作又有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某些特点,剧作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更甚“一战”之前,最为突出的是:内容上偏重于反思伦理道德和叩问人性,表现向度上向“内”用力,表现手法上引入象征手法,艺术旨趣上追求哲理性,审美形态上悲剧减少,正剧、喜剧增多。例如,描写“一战”结束后返乡的士兵杰克发现未婚妻另有所爱后唱着歌离去的《太阳》,借勋爵德罗蒙蒂家的地下酒窖象征底层群众和国家基础的《根基》,探讨战后信仰问题的《玻璃窗》,呼唤复兴传统骑士精神和绅士风范的《玻璃窗》《老式英国人》,叩问人性的《最前的和最后的》(《逃脱》中也有对人性之光的表现,主人公麦特为了不让牧师撒谎,主动现身,被前来抓捕的警察带走,体现了麦特的人性觉醒),表现人们在大火中相互帮助,找回人性尊严的《天台》等都是例证。《败北》《忠诚》《欺诈游戏》《森林》等剧作亦有哲理性和反思品格,例如,《败北》一剧对爱国主义的反思就相当深刻,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与哲理性、象征性追求相一致,这一时期剧作的人物个性不如前一时期鲜明。第四章对高尔斯华绥的艺术思想进行梳理,探讨这些思想与时代语境的关系,并对高氏艺术思想与其艺术实践——特别是戏剧创作的关系进行了辨析。高尔斯华绥认为,艺术源于自然和生活,其目的在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包含戏剧家在内的艺术家必须公正,要热爱生活,勇于直面社会现实,坚持独立思考,不为流俗所左右,善于发现真理,敢于反映真理;戏剧家应具备较高的素养和人道主义情怀;艺术的生命在于它的“境界”和“魅力”,好作品应能体现生命的尊严。这些思想是工业新贵代替旧贵族主导社会的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凝聚了启蒙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之要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还对当时社会的一些艺术现象和艺术批评方法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高氏一生的戏剧创作也充分地体现了其艺术思想。第五章考察高尔斯华绥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其作品的介绍、翻译、研究和演出深受中国社会时代语境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尔斯华绥戏剧传播以作品翻译、评介等为主,主要关注点在于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剧作演出虽然不是很多,但因切合时代需要,反响热烈。此外,通过分析高尔斯华绥戏剧与陈大悲、郭沫若、曹禺、顾仲彝、向培良等现代剧作家的戏剧创作的关系,透视高氏戏剧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受到冷落,学界判定其为资产阶级剧作家,认为他宣扬阶级调和,对其作品以批判为主。1978年至今,中国掀起了外国戏剧研究热潮,但高氏剧作继续遇冷,翻译、研究者寥寥。余论阐述了高尔斯华绥戏剧对中国戏剧的现状与未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