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申报》与郭嵩焘冲突进行了考察。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夏秋之际，《申报》对时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几篇报道，由于郭本人仕途上的遭际，在其自身的想象中被政治化了。于是，在其政治阴谋论的设想中，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追责行为由此展开。然而，随着双方的不断交涉，以新闻纸为牵引的媒介逻辑，却将本来仅关涉双方之间的名誉案件，逐渐交织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变动之中。最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双方在时任上海领事达文波、翻译禧在明的调解下，以一场“中国式的妥协”握手言和。本文认为，从原先看似普通的名誉纠纷，到逐渐卷入当事人的政治前途、资本利益，乃至国家间的文化冲突、外交调整。对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清帝国而言，郭嵩焘与《申报》的这场冲突，本身即非比寻常，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定位，怕也不是目前所谓“中国新闻史上第一起名誉纠纷”这只言片语便可“盖棺定论”的。从传播学的视野考量，此案围绕着“士大夫”阶层的媒介使用，展现出了晚清社会由于新媒介方式的进入，帝国的核心统治者----士大夫们，其信息接收和体验方式如何开始被新闻纸所规约，并导致他们在政治生活和关系交往层面，悄然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从而为我们透视甲午之前的近代报刊与帝国社会之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窗。事实上，无论是郭嵩焘本人，还是美查与他的《申报》，都在此长达半年有余的冲突过程中，经历了一场媒介化政治的洗礼。由此可见，《申报》与郭嵩焘的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起名誉纠纷，但考虑到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个案背后所揭示的两条暗流或许更值得关注:其一，从政治维度而言，由于近代报刊的介入，长期被帝国统治者们所依赖的、维持整个帝国政治机制运作与管理的线性传播系统日益衰微，报刊逐渐成为晚清政治的“晴雨表”与“播种机”;其二，从文化维度观之，作为彼时一种新的媒介方式，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式报刊，除了发挥自身天然的“信息传播”这一功能之外，也开始在“交往关系”层面，影响着晚清士大夫阶层，报刊开始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化建制，嵌入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重塑着晚清社会的传播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