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国乡村经济的崩溃与都市社会的发展，乡下人进城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由于近代青岛与内地乡村在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与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大量山东乡村移民尤其是周边地区乡下人进入青岛。从经济层面来看，乡下人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努力融入城市，与他们原来的境遇相比，多数进城乡下人获得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从文化层面来看，携带传统乡土文化因子的乡村移民因为城乡文化规范的差异而遭遇到法律惩处，城市知识分子及原有移民对乡下移民的弱化与歧视显示了移民与城市、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的疏离。本文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青岛市乡下人的生活状态及其社会境遇为切入点，从青岛的城市化进程、乡下人进城的原因、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流动、城市对乡下移民的接纳与改造、乡下人在城市的犯罪及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互动等方面，分析乡下人在城市中的境遇及城乡关系在文化层面的对立。　　从乡下人进城的制度环境来看，尽管青岛市没有对乡下人实行单独的制度约束，但城乡间在物质外观与管理方式的差异和城市的保人制度对乡下人在青岛的定居与生活形成了重要限制。　　1898-1937年间，青岛的历届统治者均按照现代城市标准进行了市区规划，青岛无论是外在景观设计，还是行政管理制度，均渗透着强烈的异域文化色彩，并形成“规制”文化的特色:严整肃穆、多元有序。由此形成青岛乡区与市区的分隔，市区中休闲商业区与工厂苦力区、市区与台东、台西两镇的区别，这种区域、等级划分形成的空间隔离贯穿于整个青岛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城市里不同区间、市民与乡民间相互排斥的历史缘由。　　乡村生态环境的劣变、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工业企业的用人制度和招工办法推动着大批乡下人离村进城，使得中国农民的进城更具有被迫性与跟从性的特点。从青岛来看，近代城乡间的流动相当自由，城市对乡下人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保人制度上，寻求保人既是乡下移民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也是政府控制大批外来移民的重要途径，但是对移民中的越轨者采取遣返原籍或亲属管制的对策折射出城乡地域差异依然对乡下人定居城市有一定影响。　　从乡下人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与融入来看，他们在城市的生存方式与政府对他们的教育与住房支持都促进了移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改变。因为先赋条件的不平等，乡下人从事着城市中最基础和最底层的工作，包括工人、苦力、商贩、娼妓、乞丐等等.他们经历着各不相同的艰辛与困惑，但多数人最终生存了下来，或者竟至小有积蓄。其生存状况诠释出乡下人的强者意志，亦证明其融入城市生活的努力。实现社会融入离不开个体的主动应对，也需要政府的制度铺垫，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移民而言，制度层面的支持与扶助计划能给个体提供更强有力的融合途径。乡下人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也伴随一个植入乡土生活的输入过程，从而使近代青岛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又浸染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乡土气息。　　从乡下人在城市遭遇到的社会排斥来看，城市的法律体系对乡村移民规范的漠视与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文化歧视，形成乡下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深层障碍。乡下人进城后，将乡土社会的传统习俗带入城市，由此产生了城乡文化规范的碰撞，但各方力量并不平衡。乡村移民的犯罪，折射出乡村文化规范在城市的失势以及乡下人的失语，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政府权威阶层对乡下移民的制度性疏离。　　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互动中可以看出，近代都市在经济发展、物质环境、生活方式及至价值判断上都获得了优越于农村的傲态。在城市人眼中，乡村的破败、枯燥与乡下人的困窘、浅陋成为一种集体记忆，青岛呈现出对乡村的认同危机。尽管乡下人在经济层面日益融入城市生活中，但社会心理层面存在着的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与疏离现象，无疑阻碍着乡下人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