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的典型代表,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各国立法往往对其作出特殊的规定。就严格赠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要件而言,各国立法有三种选择,即:要物合同、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不要物合同+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三种立法模式,本文首先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存在的价值基础——赠与合同的无偿性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探讨,再通过比较和论证,认为:在我国,选择现行模式,即不要物、不要式合同+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形式是比较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二部分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制度本身进行了探讨,就其性质而言,本文认为把“一方不撤销合同”界定为附生效要件合同的生效要件更为合理;就其适用范围而言,中国大陆现行合同法与日本民法相比,承认书面合同也可以撤销;与日本民法和台湾地区民法相比,排除了其对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的适用;文章对此制度的适用范围和行使人及行使时间进行了探讨。另外,学界争论较多的是《合同法》第186条与第189条的冲突问题,文章通过论述认为它们并无冲突。关于《合同法》有无必要就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后对受赠人造成的损失专门作出规定的问题,通过论述,文章认为,除了受赠人却有理由信赖赠与而付出人力、物力,在赠与人无故撤销赠与使其受损而有权要求赠与人赔偿其信赖利益的损失之外,受赠人一般不得要求赔偿,法律也没有必要对此作出专门规定。最后,文章提出了司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