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变动不居的时代。处在具有无限变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现实生活、精神世界和学术研究都充满着内在张力。本文的研究对象清代浙东学派即是诞生于此种语境下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由黄宗羲在清初创立,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以经史之学名世,但研究领域又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一个有着独立学术精神和鲜明学术个性的学术派别。清代浙东学派虽不以文学为主业,但却有着数量不菲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成熟的文学思想,这在清代学术流派中并不多见。受其经史之学成就的遮蔽,学界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关注明显不够。现有研究中,对该派文学思想的综合研究更显薄弱,对该派在文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其在清代文论史上的地位、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问题均缺少系统化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对该派学者文学思想的全面把握中寻绎其共同的文学旨趣,展示其同中有异的文学观念,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具体如下:导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浙东学派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拥有丰硕的文学成果,他们对文学问题的系统讨论和思考为清代文论提供了经史学家的独特只眼,是清代文论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当前学界对该派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之后,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了该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和学术精神,探讨了文学活动在该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清代浙东学派在学术渊源上远绍南宋浙东学派,近承王阳明、刘宗周之心学。该派诞生于明清鼎革的时代剧变中,动荡的社会现实、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构成了该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清初返经归本思潮和经世致用观念的风行是其存在的文化语境,实学的勃兴与考据学的蔚起提供了该派生存的学术背景。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视野广阔,是一个以经史之学为主的民间学术流派,其学术精神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经史汇通、注重创新、求真求是。文学活动是该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写作不仅是遗民的生存方式与交流场域,也是其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还发挥着存史、补史的功能。第二章侧重论述清代浙东学派在文道关系上的主要观念“文道合一”论,揭橥其所论之“道”与所推崇的“见道之文”的思想内涵。第一节梳理了“道”含义的历史演变,重点分析理学之“道”与史学之“道”的不同,揭示清代浙东学派的“道”论思想中既包含着形而上的气之道,也包含着形而下的政道、治道等人之道,呈现出切于现实、立足当下的价值指向。第二节主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道关系的两种形态做了阐述,其一是文道分离,以“载道”“害道”说为代表;其二是文道合一,以“明道”“文便是道”为代表。从文道观念的流变中可见清代浙东学派“文道合一”观与韩愈的“明道”说、朱子的“文道一体”观念一脉相承,但其又是建立在经世致用之道基础上的一种新思想。第三节对清代浙东学派推崇的“见道之文”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见道之文”将“道”作为文章的本原,道是文的起点,也是为文的旨归,其实质是一种经天纬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功利色彩的文章。“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是由道至文,为文者应先体道后作文,走一条经、史、文相结合的文道合一之路。“见道之文”是一种文道一体、内在圆融的至文,文道融合的程度体现着文章的优劣。“见道之文”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为文的最高理想,其哲学根基在于“道不离器”的道器合一思想。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清代浙东学派在社会学维度上提出的“元气之文”的内涵,探寻文章和“元气”的关系。从明清易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浙东学派倡导“元气之文”,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第一节梳理了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流变,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到宋代的元气本体论,再到明清时期元气的主体化、精神化,中国古代元气论走了一条从客观物质性到主观精神性的演变之路。这一演变对建构元气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分析浙东学派赋予“元气”的特定含义,忠义精神是“元气”的基本内涵,“元气”中张扬的阳刚精神和浩然正气实为浙东学派豪杰人格的生动呈现。第三节具体论述“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它实际上是“厄运危时”阴阳二气相搏相争的结果。浙东学派更推崇“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的迅雷之文,这类文章更富阳刚之气和悲壮色彩,也更能体现反抗邪恶、不向厄运屈服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正气。但浙东学派对“元气之文”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相比全祖望,黄宗羲之论流露出更多的遗民气息。第四章重点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诗学观,阐释该派对“性情”内涵的创造性发展。“诗以道性情”是浙东学派诗论的核心观念,这一看似陈旧的说法却被该派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节分析了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以及此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即性情诗学的高扬。明末性情诗学尊情、重情,把情提到了文学本体的高度,但其所论之“情”是摆脱了社会伦理束缚的个体性情、世俗之情。易代之后的性情文学观有了明显变化,云间、西泠派和虞山诗派均性情与格调并重。第二节围绕黄宗羲的性情之辨展开,黄宗羲将“性”规定为心之“不忍”,确立了“性”的道德属性,这与阳明后学挺立的自然人性有所不同。在性、情关系上,黄宗羲主张“性情是一”,认为情是心的自然流行,性是情感流行的“中和”状态,性寓情中,离情无以见性。黄宗羲倡导的“性情”实为一种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感。第三节具体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诗以道性情”,性情是诗之“道”即诗的本原,也是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黄宗羲对“性情”做了严格的规范,他区分了“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其推崇与性合一的“情至之情”,更看重具有群体性、公共性的“万古之性情”。浙东后学在黄宗羲性情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性情之正”,并从“人各有情,情各可言”的角度为女性写作争得了一席之地。第五章论述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思想。浙东学派以经史百家之学为文章本源,把“学力”作为创作的必要条件。第一节分析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黄宗羲强调“作文以经术为根柢”,章学诚则从六艺之文——诸子之文——文集之文的文章演变的角度申述此旨,文章所传之道、文章的性质与手法、文体的变迁等均彰显出文章与六艺的渊源关系。第二节阐述文章与史的关系,浙东学派从史学立场出发,强调文章写作要参之于史。章学诚认为“古文辞出于史”,其著述原则、方法包含在史学之中,其兴衰与史学盛衰同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文章与史的密切关联。第三节论述了浙东学派对文与学关系的认识。该派所说的“学”既指经、史、子、集的大家之学,也包括“竹头木屑”式的杂学。他们以读书积学为学文的正路,但强调文本于学问,并非要在文章中搬用学问,而是以学育文。章学诚从道、学、文三者合一的角度提出了“学为立言之本”,推崇以自得之学作著述之文,体现了学者化的为文理想。第六章对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思想进行探析,分别从“文变系于时”“文变关乎势”“文学的古今之变”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节探究了文变与时代、世风等社会性因素的关系,浙东学派把文学的盛衰关联于世运,认为乱世衰时为文学繁盛提供了条件。文体亦随时代而变,章学诚以赋和小说为例,论证了这两种文体的数变与时代变化的关联。风雅正变揭示了文学体貌、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与易代背景相联系,浙东学人推崇书写哀怨愤怒之情的变风变雅之作。第二节讨论了文变的内在动因,浙东学派关注到盛极而衰是文学演变的必然之势,文弊也是导致文变的重要原因。从六艺之文到诸子之文再到文集之文的变化,呈现出的正是文学审美性不断提升的规律。尽管在章学诚看来,此为文章愈变愈衰的征兆,但其确实捕捉到了文学的演变之势。第三节重点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与尊古而不略今的历史古今观相连,浙东学派在文学上秉持“文求其是,不论古今”的态度,其所言之“是”,在黄宗羲、郑梁等为人的真性情,在章学诚则为创作者的“别裁心识”。在学古问题上,浙东学派力主“师其意而不袭其迹”,反对追求形似的摹仿,强调学习古人的“真精神”,即性情和识见,并由此出发,对复古模拟的文学倾向给予批判。结语部分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置身清代文论的整体格局来看,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在助推清初文论的儒学转向和经世转向、开启古文风气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同时,该派文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从整体来看,其文论思想仍局限在传统儒学的框架内,儒教伦理色彩浓重;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对审美规律关注、探讨不够;侧重对传统文论话题的继承、深化,未能提出开创性的新问题。尽管如此,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笔丰厚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回顾与重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