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发生的单志东诉上海热线案，成为中国网络话语权第一案，把“网络话语权”这个新生概念引入了我们的视野。法国法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当中最早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从此话语权开始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话语的概念出发，重点介绍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了话语权理论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并且由话语权理论引出了网络话语权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网络话语权简单理解为以网络为平台，对现实生活产生强制的话语权。随着当下网络的高速发展，网络话语权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而关于网络话语权现实案件的出现，使得网络话语权成为摆在我们法律学人面前的现实问题。网络话语权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其影响力不仅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还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网络话语权的存在，与互联网密不可分。互联网的平等性、匿名性、交互性、信息超载性都影响了网络话语权的存在与实现。虽然网络实现了话语中心的分散化，使人们处于言论相对自由的状态，但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话语权不同于网络言论权。网络话语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网络平台，介入现实，实现了话语的权力化，而不仅仅是发表自由的话语。但是网络话语权的实现无疑与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状态息息相关。可以说，网络为实现言论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而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为网络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一真关注着“自由”这一概念，而言论自由则成为人类自由的直接体现。网络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新领域，言论的涵义也早就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向虚拟空间延伸。网络这个虚拟的开放式空间给了言论以新的特征和表达方式。但是网络言论的缺陷也引发了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冲突与矛盾。网络言论自由形成的网络舆论不等于民意，网络话语权的释放为网络舆论有其自身的弊端。网络话语权有着自身的特点，它能够实现传播学上所提出的直接表达、传受交融、主题核心和拟题众议，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网络话语权有着自己独特的结构形式，有相应的主体、客体和载体。在实现网络话语权的过程之中，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性，也出现了网络话语权失范问题。本文从失范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网络话语权失范的表现和原因，引出了对网络话语权规制的问题。从规制的概念我们可以得知，对事物的规制是多层次的而非单一的。网络话语权由于其自发性，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亟需规范。但片面强调对网络话语权的制度规范，会引发公权力的膨胀，进而威胁到网络的民主与自由。要实现网络话语权的合理规制，必须实现“法治”、“德治”、技术治理三者的结合。本文的意义并不在于提出解决网络话语权问题的具体制度和方法，而是在面对网络话语权这样一个新生的事物时，从理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一些担忧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