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作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前置程序,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适用是在法定标准与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有机融合中动态实现的,当法定标准对现实案件涵摄不足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主动发起调查。目前,随着以互联网领域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适用与实际需求出现断裂:一方面,以营业额为依据的定量申报方式忽视了互联网行业经济特征、技术创新、用户关注等不可量化因素对市场势力的影响,无法有效识别互联网行业潜在的竞争风险;另一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约束机制,存在滥用与怠政风险,执法行为不能有效回应市场主体的利益关切。同时,由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政府效率等变量因素对申报标准的影响,“一刀切”式的营业额申报标准在传统行业的适用中反映出行业细化缺失,缺乏动态调整机制以及惩罚力度较低等内在缺陷。本文将从“滴滴”、“快的”、“优步中国”等互联网行业合并案例以及传统行业数据分析着手,借鉴欧盟、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设置,探讨完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路径构建,建立一套科学的分流机制,使申报标准对审查对象进行最大程度的初步筛选。就具体的解决方案而言,首先,在互联网领域,将不可量化因素纳入申报标准,重视非量化因素对互联网领域市场势力的影响,通过制定互联网行业申报指南,将“盖然性”市场份额标准同营业额标准相结合以适应网络经济等特殊产业的申报要求。同时,加强程序控制和引入问责制强化内部控制,防范自由裁量权滥用与怠政。其次,在传统产业领域,将营业额调整行业系数引入申报标准,建立营业额动态调整机制,以解决行业细化缺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