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此之前,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证据形式以及司法实践中审查运用等方面一直存有争议,《最高法解释》的这一规定能否改善、解决当前事故调查报告在运用中存在的难题尚不得而知。目前理论界对事故调查报告的相关学术研究较少,对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问题也鲜有涉及,且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撑。鉴于此,笔者拟以143份司法案例为样本,对事故调查报告在司法实务中的应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事故调查报告在司法实践运用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为今后这一证据形式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与运用提供一个具体可行的操作途径。本文除引言、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事故调查报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笔者首先从事故调查报告的概念入手,分析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必要性,紧接着分析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种类归属,最后论述了事故调查报告“入法”的过程及原因以及“入法”后存在的问题。笔者从证据资源的时效性、诉讼效率及效益、司法实践需求三个角度阐释了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必要性。对事故调查报告的刑事证据类别,当前存在书证说、证人证言说、类鉴定意见说。笔者认为事故调查报告具有鉴定意见的一些特点,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鉴定意见,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来对待,即类鉴定意见。长期以来,事故调查报告在立法层面上一直处于规范缺失状态,进而导致其证据种类、证据资格、证据采信标准饱受争议。2021年《最高法解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争议,但依然存在条文本身不严谨、证据种类定位不明晰、事故调查报告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门槛过低的问题。第二部分借助于实证资料,对事故调查报告的运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笔者将搜集来的143份对事故调查报告存有争议的法律文书分类汇总、类型化处理,针对事故调查报告这一证据形式,分别从案件类别、辩方异议、法官的采信情况等角度切入,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现状,从而提炼出事故调查报告在实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据案例统计数据显示,辩方异议主要分布在合法性、真实性这两方面,如取证主体、调查程序、对专门性问题的认定;就法官采信情况而言,即使是在辩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事故调查报告依然保持着极高的采纳率,几乎不受辩方异议的影响。对于事故调查报告在司法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证据形式不明确、调查程序合法性存疑、内容认定不准确、庭审质证流于形式这四类问题。其中调查程序合法性存疑又可以分为取证主体合法性存在问题、调查程序存在瑕疵、权利保障不充分三部分。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事故调查报告在当前司法实践的运用中所面临的困境。第三部分是针对第二部分发现的问题,提出对事故调查报告的司法审查路径及保障事故调查报告有效运用的配套措施建议。笔者提出对事故调查报告要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方面入手,即对证据能力、证明力的审查。形式审查应着重审查取证主体的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合法性、基础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实质审查则要关注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专门性问题、事实部分的认定以及借助于质证程序完成对事故调查报告的审查判断,以确保作为定案根据的事故调查报告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在事故调查报告有效运用的配套措施方面,则要注重加强对调查主体的审查和管理、规范事故调查程序及完善质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