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是由“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赵树理于1955年创作完成，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此书在1957年由著名的翻译家戴乃迭女士翻译成英文。然而遗憾的是该译本自出版至今还未获得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文学翻译作为向西方传递我国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本文以比较文学理论和西方当代文化翻译理论来探讨戴乃迭女士翻译的《三里湾》变异背后的文化原因。本文中的变异主要是比较文学现象，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的删改，文化过滤，文化误读等现象。本文首先讨论对原文中词汇的变异。赵树理作品的民族性和群众性首先是通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赵树理的话说起来，随时随地都照顾到并符合于农民说话的习惯。从语气到语法都是‘化’了的。经研究发现这种民族化了语言的文化意象在译本中遭到了变形和失落。由于中西语言，文化和思想的冲突，英译本实际上是对原文文本的一种改写。其次本文讨论了叙事话语的变异。研究发现，译者对转述语中的引导词进行了删减，并且在处理反义疑问句和叠词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最后本文讨论了原文中村长范登高，刘老五和美国人人物刻画的变异。译者由于受制于自身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受制于潜在读者的影响，有意的改变了这三者的形象。这些变异体现了西方主流诗学对东方文学边缘化倾向，后殖民语境下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过程的操控。通过以上讨论，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三里湾》在被译入了新的文化接受语境后，由于译者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诗学、语言差异因素等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异。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就是一种创新，创新就是变异。本文的研究意义同时也是创新点在于：一、本文是对文学翻译研究中以文本为研究中心的一大丰富；二、本文对如何更好地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学特别是“山药蛋派”文学提供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