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的故事以其突出的虚构性与想象性,以其戏剧性的张力以及浓郁的异域风情确立了自身的独特风格.浪漫传奇性质为其作品赢得了通俗性与可读性,而戏剧冲突与人性的融合则开拓了故事的空间:徐訏的创作丰富了故事的蕴意与表达功能,代表着现代传奇的复杂与多变,并进而探寻人类深层的意识与潜意识.这使40年代以至现今的中国读者,领受到某种现代精神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人性深度还同时蕴意了徐訏对本真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的超越企国,这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极为罕见,即令今天也弥足珍贵.徐訏的叙述带有他本人的精神特征,那是一个求问生命的现代人不能自己的热情和不能舍弃的悲悯;积极寻求的同时游移、退避,广闻博取的同时无处驻足.就其叙述本身而言,故事内的叙述策略映现了浓烈却无助的主体情绪,叙述声音的消逝更预示着其意义感、判断力的丧失,而叙述态度上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则显示了作者对于价值的有意规避;就与纪德等人的叙述比较而言,徐訏的叙述并不能摆脱道德意义上的纠缠,更显示了其对于本真现实、生命的根本性回避.总体看来,徐訏以轻灵的故事负载了过多的精神内容,以致令其叙述不堪重负,而在信仰上的迷失和对现实把握的不足更其冲淡了精神文化内涵.因之,无名的崩坏感、流浪感、悲剧感已经预示着现代精神的肇始,也彰显了徐訏作品精神价值,文人情趣却使他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限度.作者力图由徐訏小说的叙事特征介入,发见属于其本人的创作特征,从而权衡其在现代小说探索上的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