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似民族战争已远离了我们的“和平年代”,在“妇女解放”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已通过政治性的社会运动实现了的中国,是否仍有必要探讨妇女与民族的关系?在本篇论文中,我选取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的三位作家——萧红、萧军和丁玲,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他们皆在各自的代表作中突出地写到一个被强暴的女性。作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意义争夺的场所——“被强暴的女性身体”,是一内涵丰富、复杂的关键意象。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生死场》中的金枝、《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以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来具化妇女与民族的交织关系,探讨这三位作家在民族危亡之时是如何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问题的。萧红、萧军和丁玲不仅同处于一个特殊时期,而且自8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在中国兴起以来,萧红和丁玲的作品分别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而同时萧军的作品则成为女性主义集中火力批判的“男性主义—民族主义”经典。但我的论点是,妇女、民族、女性身体及民族主体等的多重复杂关系,在这三位作家笔下是皆得到深刻呈现的。我们从中可看出,妇女之于民族并不是单纯的共谋者或被害者,男作家的作品不能简单地等同民族主义话语,女作家也能以女性的叙述参与民族话语的建构。在男女作家的抗战叙事中,性别与民族与阶级等问题是纠结在一起的。从以往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中,我们亦可看到它们如何被整入民族话语之中,以及现今的女性主义又如何利用它们来批判民族国家话语。在当下“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两股潮流的并峙中来讨论“妇女与民族”的问题于我们还是意义深远的。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我简要地探讨了一下“妇女何以与民族共存”这个问题在现实中的指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