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汽车文化的快速发展,由车贴演绎而成的城市“后窗文化”应运而生。目前人们对“后窗文化”的研究关注角度不一,但从新修辞学角度探究其象征力量暂付阙如。20世纪西方新修辞学旗手肯尼斯·伯克提出的“认同论”修辞学思想可为我们解读这一新兴文化做出重要的补充。伯克的“认同论”包含三种“认同”策略,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差认同”。依据以上三方面,本文从所收集的“后窗文化”语料中,选取部分代表性例子进行实例分析。例如,在“同情认同”方面,车贴通过强调共同的情感来促使人们认同文明驾驶,如“后窗文化”中的“新手贴”因强调参与者共有的“新手”经历而表现出突出的“同情”特征,而人们对女性及年长司机多一份担待也可以成为“同情”的因素,此外唤醒人类崇尚美德也是“同情认同”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再者流行娱乐元素的另类幽默也成为一种抑制“路怒”的“同情认同”；在“对立认同”方面,车贴通过反讽危害社会交通安全的“公敌”来呼吁车友们联合抵制扰乱交通秩序的恶行,远离驾驶安全隐患。而在中日钓鱼岛矛盾冲突升级时,某些日系汽车甚至利用爱国车贴,在中国反日游行中声明抵制民族公敌的立场,避免被迁怒；在“误差认同”方面,车贴通过呼语、图片等象征手段制造修辞幻象,“引诱”受众无意识地进入“我们”的行列或联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从而提醒司机小心驾驶。本研究揭示了“后窗文化”蕴含的修辞动机,修辞效力及实现“认同”的过程,进而也让我们了解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动向。同时,本研究打破了汉语修辞学辞格中心论的局限,为汉语修辞学研究将所有社会交际行为纳入修辞视野做出了一次新的尝试。总之,伯克的“认同论”修辞学思想为我们探究“后窗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我们了解“后窗文化”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