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50年代，在投资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理性决策标准和资本市场一般均衡条件下，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有效市场假设(EMH)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理论最早确立了股票收益正常行为模式：不同股票或者同一股票不同时期的收益是不相关的，能够影响股票收益的唯一因素是市场系统风险。如果说EMH提出了利用股票市场公开信息不可能获利的结论，那么CAPM则补充了市场的超额回报只能来自投资者对更高系统风险的承担，投资者不可能从对单个股票风险或市场信息的搜寻和利用中获得市场超额收益，市场是不可战胜的。严谨的逻辑推理和理论证明奠定了现代金融理论主流金融学的地位。 事实上，股票收益并不完全取决于系统风险水平，资产定价实证研究发现，许多公司特征变量(如公司规模、B/M值等变量)，股票历史收益水平以及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群体性行为，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使股票收益偏离了正常行为模式，通过对市场或个股信息的发掘和利用，股票市场投资者可以在不承担较高系统风险的前提下获得超额收益。B/M效应、规模效应、动量与反转效应等股票收益行为异常现象(Anomalies)的存在使传统主流金融理论陷入尴尬境地。同时，股票收益行为异常现象的存在催生了行为金融学的出现。但理论发展表明，问题并没有随行为金融学的崛起和现代金融理论的改进而得到解决，由股票收益行为异常产生的争论与分歧意味着资产定价理论发展本身陷入了困惑。本论文致力于在更加宽泛的假设条件下对股票收益行为异常做出一致性解释，进而推动资产定价理论发展。根据价值规律对商品价格变化的描述，本文将股票价格分解为基本价值和市场交易价值，利用股票价格与其基本价值的动态变化关系，严格的推导出基于价值规律的股票价格动力学模型，根据CAPM贝塔系数构造原理，进而得到CAPM实证贝塔系数偏差结构，对股票收益行为异常做出了一致性解释。鉴于本文的股票价格分解思路与研究结论与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随后的实证研究中，利用该模型的变量涵义与检验方法对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中的股票收益行为异常现象进行存在性检验和机理解释，实现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与补充。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1)对股票收益行为异常现象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研究。 考虑到现代金融和行为金融理论在确定股票价格时仅考虑基本价值和市场交易的一个方面，本文利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规律对股票价格形成的描述，推导出了基于价值规律的股票价格动力学模型，将股票基本价值和市场交易行为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将基于价值规律的股票价格动力学模型应用于CAPM贝塔系数构造过程，本文进一步推导出CAPM实证贝塔系数的偏差结构及CAPM实证贝塔系数偏差与股票基本价值的比较静态关系。 研究结论表明，在有效市场假设下，CAPM实证贝塔系数对理论贝塔系数的偏差结构中的规模偏差(Scalebias)导致投资者对市场风险出现反应过度或者反应不足，而公司特征偏差(Firm-specificbias)的存在则意味着CAPM实证贝塔系数反映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反映股票基本价值变化所带来的股票期望收益调整。研究同时引出了与上述结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为随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工具。(2)对以B/M效应为代表的股票收益横截面行为异常进行机理研究。 现有研究同时利用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变量对B/M效应做出炯乎不同的解释使研究结论受到了质疑，并且完全基于对市场数据的挖掘而缺少相应的理论支持也是现有研究的主要缺陷。为此，通过比较B/M效应的理性风险补偿观点和特征模型解释的本质差异，本文利用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变量经济涵义，证明了股票市场B/M效应的理论本质：上市公司B/M变量同时通过理性风险与特征要素形式参与资产定价。然后，在证实纽约股票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B/M效应存在性的前提下，实证研究利用对不同资产定价模型资产定价能力的比较证实了理论推导结论，达到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统一。 (3)对以动量与反转效应为代表的股票收益时间序列行为异常进行机理研究。 传统股票市场动量与反转效应研究将股票收益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忽略了对导致股票收益变化的内在因素的细分。根据价值规律对股票价格动态变化的描述，结合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工具，本文从股票基本价值变化和市场交易行为两个角度考察动量与反转效应的形成原理。 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动量投资组合基本收益横截面差异是形成动量与反转效应的必要条件；股票市场交易收益在不同时期对基本收益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促成了收益的动量与反转效应的形成。 (4)对羊群行为为代表的股票收益混合行为异常进行数量测度。 通过将股票市场羊群行为细分至股票基本价值和市场行为层面和对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的两个具有明确经济涵义的因子载荷离散度指标的扩展，本文提出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模型的股票市场理性与非理性羊群行为测度指标并用于股票市场羊群行为的国际比较研究。 实证结论表明，纽约股票市场的理性羊群行为程度高于中国股票市场，但其非理性羊群行为程度缺低于中国股票市场，中美股票市场交易制度及投资者理念的不同能够解释羊群行为差异。 主要研究成果和创新点：(1)推导出基于价值规律的股票价格动力学模型，进而得到CAPM实证贝塔系数的偏差结构，对股票收益行为异常提供了综合性的理论解释。 由于价值规律的普遍适用性，本文利用股票价格与其基本价值之间的长期变化关系和期权定价原理，推导出了基于价值规律的股票价格动力学模型。接着，通过将股票价格动力学模型应用于CAPM贝塔系数构造过程，证明了CAPM实证贝塔系数存在的偏差结构，其中，规模偏差和公司特征偏差的存在是造成股票收益行为异常现象的根本原因，从而将对股票收益行为异常现象的研究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 (2)证明了B/M效应的风险补偿与特征要素的混合定价观点。 通过利用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变量经济涵义，本文证明了B/M效应的本质：上市公司B/M变量同时以风险要素形式和特征要素形式参与资产定价。随后的基于纽约股票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B/M效应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理论结论。从研究方法来看，实现了理论与实证的统一。 (3)从公司和市场交易层面将现代金融与行为金融理论对动量与反转效应的机理解释统一至单个资产定价模型范围之内。 通过利用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将股票收益分解为基本收益和市场交易收益，本文统一考察了纽约股票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中基于三种不同收益标准的动量投资组合的收益成分在相应形成期与持有期组合中的变化趋势。结论认为，动量投资组合股票基本收益横截面差异是形成动量与反转效应的必要条件，市场交易收益在相对较短时期内的周期变化促成了动量与反转效应，是动量与反转效应形成的充分条件。从研究内容来看，实现了对动量与反转效应的存在性检验与机理解释的统一。 (4)提出股票市场理性与非理性羊群行为测度指标并用于国际比较研究。 通过对基于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的两个反映不同层面的因子载荷离散度指标经济涵义与股票市场羊群行为的内在本质结合，本文提出了股票市场理性与非理性羊群行为数量测度方法并用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直观的显现了两种类型股票市场羊群行为的动态特征及不同发展阶段股票市场羊群行为的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