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以煤为主的工业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措施。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化石能源过度消费与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措施，我国也制定了若干环境规制政策，希望以此来改善工业的煤炭利用效率，然而，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环境规制会如何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随着环境规制的变化，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如何变化及提升？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主要针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关系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对环境规制和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识别影响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构建本文的逻辑分析框架。其次，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测算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措施对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影响效果的差异；借助于中介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作用的路径。最后，本文利用情景分析方法对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进行了预测，构建了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目标分解模型，对各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需要提升的程度进行了测度，提出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提升对策。　　本文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促进工业生产中的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从而推动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变化；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等变量而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产生影响；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呈现收敛性的趋势，工业的煤炭利用冗余集中在山西、内蒙古等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发达地区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提高较快，而欠发达地区则较为缓慢；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其中，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总效应大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均能通过能源强度显著地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产生影响；而行业结构仅能作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产生作用的中介变量；基准环境规制情景、弱环境规制情景及强环境规制情景的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分别为0.829、0.813和0.840；在偏好提升责任下，河北、山西、山东及辽宁等地需要提升的比例更高；在偏好提升能力下，江苏、天津及浙江等地区提升的幅度更大；在偏好提升潜力下，河北、山西、山东及辽宁等地需要提升的比例更高。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剖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从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论述了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影响过程，分析了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变动过程；第二，识别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作用路径。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根据我国工业总体和不同地区的经验数据，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三个中介变量入手，分析了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作用变量；第三，建立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提升目标的分配模型。从提升责任、提升潜力及提升能力三个方面出发，本文建立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综合提升指数，结合2025年的全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预测值，对我国各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煤炭利用效率的需要提升程度进行了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