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对世界各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历史上,基督教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并都在山东有所活动。唐代聂斯托利教已经在山东活动并获得教众。宋衰之前,山东南部也有有基督教徒。元代也里可温很有可能在山东有所传播并有了最早的教民。明末清初,基督教天主教系中的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等派别传入山东。于是,山东地区出现了最早接受西方宗教熏陶的居民。康熙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开始禁教,使得山东的传教活动屡受打击。19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传教士又开始大批进入山东,在各地设立教堂。以基督新教为主的基督教,已充分认识到了山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把山东看作是“中国的神圣省”,是基督教打开中国市场必须要攻克的地方。近代新教进入山东时间虽短,但在规模和影响上已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并传播开来,中国民众对其态度及接受能力是不尽相同且有地区差异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南方地区要远甚于北方地区;就山东地区而言,山东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之前因为东部地区几乎没有传教士的活动,所以此时所体现出的差异性是没有对比性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口岸的开放,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进入沿海地区,民众对待传教士活动及其态度上,东西部差异开始显现并渐趋明显。总的来讲,在民众对待基督教态度上,东部地区要比西部地区积极得多、开明得多;从影响上看,基督教的传播对东部地区要比对西部地区大得多、有益得多;从效果上看,东部地区要比西部地区好的多。这一点可以通过教案发生和教育医疗慈善机构在山东东西部分布情况得以体现。教案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重大事件。山东作为教案的多发地之一,东西部又有所不同,发生在山东西部地区的教案又明显多于东部地区。无论是教案的发生,还是近代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的兴办,山东东部地区都与西部地区有着数量上和程度上的不同。这是由于两地区民众对待基督教及传教士的不同态度所造成的。造成这种地区差异的因素有很多。总的来说,有异质文化冲突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儒家文化的地域影响不同,山东西部地区,尤其是鲁西南地区在古代是儒家文化的发达地区,是儒学的发祥地,当儒家文化受到外来的基督教文化的挑战和冲击时,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感情和卫道意识也就显得尤为强烈和自然,对基督教文化及传教士活动会做出比东部民众更冲突的回应;东西部自然、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西部地区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大运河日趋衰落,鲁西地区民间文化中尚武风俗明显;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传教上,在对山东社会的适应程度上,基督新教要强于天主教。在吸收教徒入教方面,基督新教要比天主教严格得多,也谨慎得多。在传教方式上,基督新教更加不容易引起中国民众的激烈反对;在东西部地方社会组织结构上,封建士绅的地区分布、民间力量的西强东弱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这种差异使得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产生较大的不同,这种差异的能动性的巨大作用对于山东东西部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