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作为连接原作与读者的纽带,其重要性不容争辩,但在传统的翻译学领域中,译者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甚至被视为“隐形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转向”概念提出后,译者的作用和地位才逐渐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著名翻译学家胡庚申基于“文化转向”概念形成了跨学科的新理论——翻译生态学理论,该理论将生态学与翻译学相结合,为翻译活动的进行和译评标准提供了新思路。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适应与选择活动。在选择与适应过程中,译者需要发挥自身主体性,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平衡,以译出符合读者意识形态和审美期待的译作。《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创作四载、三次易稿,历时十余年潜心打造的一部震撼心灵的长篇力作,于2012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该书体裁独具匠心,将信件、小说、戏剧融合一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被人们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他翻译的英文版《蛙》于2014年出版,由于问世时间较短,该书的国内外研究相对较少,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研究的更是寥寥无几。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以葛浩文在翻译《蛙》为案例,将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阶段;二是译者作为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进行选择的阶段。本文试图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究译者在选择与适应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评议标准对该译作的质量进行分析。定性分析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在适应阶段,译者并非单方面受制于翻译生态环境,而是积极主动的、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发挥其自身主体性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如内在需求、外在需求、双语能力和双文化能力;在选择阶段,译者通过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和灵活的选择增译,省译,音译、改写等翻译方法,达到原文与译文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的契合;同时,本文按照多维度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养的评议标准对译文进行分析,进一步为该译作的成功提供充分的证据。通过对葛浩文《蛙》英译本的研究,本文得出结论:在翻译的第一阶段,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选择与适应是双向的、交互式的;无论是在以适应为主的第一阶段,还是在以选择为主的第二阶段,译者的适应与选择都不是被动地进行,而是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积极的、有选择的适应和主动的选择,翻译过程是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的适应和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在关注译入语的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同时,也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审美期待和语境效果作为选择的条件,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既感受中国文学作品之美,又能了解和接受原滋原味的中国民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