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人人都应享有工作的权利和机会,残疾人也不例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置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就业。”2007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残疾人就业条例》提出,保障残疾人的工作机会,以期促进残疾人的独立自主和适应性发展。同年8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就业促进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的责任。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在劳动权益、公平就业等方面给予了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权益之基,对于残疾入而言,就业不仅意味着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它是残疾人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我国8502万残疾人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近3200万,数量庞大。虽然我们可以统计出我国残疾人的具体数字,但是无法统计出残疾人对家庭的影响。尽管诸如低保、救助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全面地保障残疾人的生存和生活,却无法帮助残疾人独立自主地融入社会生活。残疾人就业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残疾人自立的过程,还是一个残疾人家庭释放劳动力、提高生产率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肯定智障群体的劳动能力及潜能开始,残疾人的工作潜能和发展特性开始得到认可,人们逐渐意识到应该充分开发利用这项人力资源并不断提升他们的生产力(林宏炽,1996)。另外,已有相关调查认为在所有的残疾人中,听力残疾者的生产力和人力资源是最值得开发与发展的部分。除了部分无法胜任的工作如接电话等之外,几乎其他的一般工作他们都可以从事。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听力残疾者可以通过借助一系列的科技辅具帮助提升其沟通和交流,促进就业和职业适应(王南梅、郭于靓、黄国祐、刘树玉、刘俊荣,2009: Winn, 2006)。本研究以听力残疾工作者为对象,结合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通过对相关信息进行编码、统计分析,旨在了解听力残疾者社会支持与职业适应的关系,探讨社会支持各维度与背景变量对职业适应的预测力和差异情况。本研究的结果发现：(一)本研究改编的《听力残疾者社会支持问卷》包括家庭支持、职场支持、政府支持三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作为研究听力残疾工作者社会支持的测量工具。(二)听力残疾者政府支持在残疾程度、婚姻状况、学历、换工作次数、和受培训次数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级听残者的政府支持程度要高于二级听残者；已婚人士获得的社会支持高于未婚人士：中学学历听力残疾者的政府支持得分最低；没有换过工作的听残者政府支持明显高于换过一次工作的；随着受培训次数的增加,政府支持增加。(三)听力残疾者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在工作类型和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务工作者的家庭支持得分和社会支持得分最高,而中学学历听残者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得分最低。(四)听力残疾者职业适应总体水平偏高：听力残疾者职业适应的三个维度和总分在性别和工作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均是女性得分高于男性,且技术工和事务工作者得分高于其他类型工作者。(五)听力残疾者工作行为表现和职业适应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工作行为表现中16-20岁的听残者得分均低于21-25岁和31-50岁。(六)听力残疾者社会支持和职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听力残疾者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其职业适应的高低,特别是职场支持因子其预测力较明显且是正向预测。(七)听力残疾者政府支持对职业适应各因子的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支持对职业适应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且呈现负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