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明戏为案例,探讨二十世纪初上海娱乐文化发展与社会文化嬗变之间的关系。娱乐活动在历史发展中不只是花边和点缀,它还是文化发生转向的原因。在二十世纪初期,商业性的娱乐起到了一定的解放作用,使得人们从传统道德观念和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同时,娱乐又变成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把城市中各种斑驳的图景搬入一个社会场域之中。1900到1924年二十多年间,上海娱乐机构和娱乐生活的变化,反映并塑造了此时段社会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嬗变。根据《申报》和《新闻报》的娱乐调查报告可见,这个时期的娱乐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论者多认为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仅仅是个开端,三十年代及以后才是大众文化的繁盛时期,实则不然,上海的娱乐文化在二十年代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我们不应该忽略晚清以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奠基作用。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新的娱乐形式的发展,与传统社会教条及观念的凋零是同步发生的,考察娱乐机构和娱乐形式的变化,为我们观察这个时期社会文化的嬗变打开了一个窗口。当娱乐文化对社会准则提出挑战时,会引发改良主义者的不安。在他们看来,诸如文明戏之类的大众文化形式太低俗,只关注个体的实现和欲望的满足,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兴衰。他们的理想是公共场所的娱乐生活,个人的行为活动都要和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个体的修养需要在这里得到提升和完善。以文明戏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改良主义文化的对抗,进而导致的文化等级分化,是文明戏名誉扫地的重要原因。任何文化史,无论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总是要和外在的因素,如空间、经济、政治等结合在一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兴起以来,把精英和非精英,继而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做了更精密的区分。但事实上,文化、政治、社会在大都会里的关系异常复杂,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在城市生活中独立存在和发展。因此,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要打破高等文化和流行文化,教化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一方面,这些文化形式之间是相互纠结和相互定义的,另一方面,文化高低雅俗的区分本身就是一个人为地把文化等级化的结果。在传统社会里,娱乐是一种私人行为,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娱乐成为一种公众活动。白天在不同场所工作的人们,夜晚或周末到各种娱乐场所休闲,每个人带来不同的文化,又带走不同的东西,各种文化在一个空间内混合,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传统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责任渐渐断裂,新的价值逐渐生成。在观察都市娱乐机构和娱乐方式的变化时,阶层和性别关系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封建时代被中上层认为是道德堕落的生活,冲破初期的阻力后渐渐被普遍接受。文明戏对社会等级和性别关系的解放、文明戏和精英改良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妥协,构成本文叙述的主体内容。文明戏的问题会把我们带到近代很多重大问题的中心,例如民族主义、女性文化、都市化、现代性等。文明戏并非一个独立的剧种,它是在二十世纪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现代性的表演形式的集体想象。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文明戏并非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某些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于娱乐生活方面出现了类似的文化症候。文明戏是现代戏,是现代之音,是都市之声。由于世纪初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尤其是面临的民族危机,使得文明戏首先应革命和改良的需要而产生,又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化的市民文化形式。随着文化等级化的加深,其名字就如同“鸳鸯蝴蝶派”一样,变成了一个符号,以致一提起文明戏,便会感觉是一个恶劣而鄙贱的名词!总体说来,本文的创新,一是突破前人研究囿于文明戏和话剧之间关系的局限,把研究重点转到电影和文明戏间的关系上。二是针对文明戏研究过多探讨和日本新剧之间的关系,力图运用比较文化的视野,揭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性。三是把文明戏的兴盛和女性文化的兴起结合起来,在考察两者关系的过程中探索现代性问题。文明戏和民族主义,文明戏的商业化,文明戏和女性文化,以及文明戏的衰落,将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