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理雅各、翟理斯、韦利三位英国汉学大家及其中国典籍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他们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寻求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翻译的有意启示。本文先介绍三位汉学家的基本情况。理雅各是19世纪来香港的英国传教士,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对中国宗教有较深入的研究,后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翟理斯是前英国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韦利是20世纪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被誉为现代英国介绍中国和日本文学最有成就者。他尤其擅长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在西方汉学界有巨大影响。结合英国汉学发展的历程,本文简介了三位英国汉学家的生平、社会背景、学术历程及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并着重介绍了这三个人在典籍英译上的学术分歧。本文重点探讨三位英国汉学家的译学与译作。主要从翻译目的和翻译态度两个方面研究三位汉学家的选材倾向,从语言、文化、文体等角度对比三位汉学家英译中国典籍的情况,并评价了中国典籍翻译的成就对三位汉学家的影响,以及三位汉学家对现代英美汉学和中国翻译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1)翻译文本的选择取决于译者的态度和翻译目的,态度与目的取决于译者的思想倾向,思想倾向取决于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翻译中,译者的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原有的翻译成果与译者是相互影响的,原有的翻译成果成就了译者,译者的劳动丰富了成果的宝库。3)语言的对译难,但更难的是文化的再现。4)诗歌的翻译应以意境的再现为第一要着。5)对中国古籍的翻译,适当加注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