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为现代人建构起了一个深度依靠技术进行治理的社会。技术治理使得人类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也为深度依赖工业与资本的社会埋下了“现代性”的陷阱——技术治理下的社会虽然运转高效,但人在其中毋宁只是一个“零件”;人们通过理性构建起科层官僚制和形式化的法律制度,但技术化的社会制度却逐渐走向了冷酷与实质的不正义;人们借助科学与知识认识了客观世界、实现了“祛巫除魅”,但价值多元的时代却使得人们在面对价值领域之间的冲突时显得无所适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未来感到悲观,但他同时也为如何在价值多元的“诸神时代”坚守自己的价值信念指出了道路。坚持责任伦理,在技术治理中的社会中坚守自身的价值信念、实现自身的价值治理,是重新回到“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行路径。文章第一章反省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治理下的现代社会在社会治理、社会制度建设过程中不断遭遇的挑战甚至危机,提出“技术治理何以陷入困境”的问题。这种问题对于希望迅速发展的后发国家来说,不仅是当下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挑战,更是未来发展中无法回避的结构性难题。第二章溯源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探讨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组重要分类,并研究韦伯所提出的作为理想类型的法制型社会支配(技术治理社会)。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联通,为解释现代社会既是技术治理社会又是形式的法治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法治社会是韦伯言语中的法制型支配社会,这是技术治理的必然结果。第三章回顾韦伯文本中新教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观察韦伯对现代社会将走向“铁笼”的判断。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但工具理性很快便取代了作为价值伦理的新教伦理,成为主导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理念。工具理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却也使得现代社会陷入了“铁笼”困境。第四章分析在理性化后的价值多元时代人们将面对的价值问题,并试图通过韦伯的责任伦理理论为现代人指出实现自身价值治理、重回有意义生活的路径。现代社会无疑应当是技术治理社会,但技术治理并不排斥价值伦理的实质理性化。重回价值治理,正是实现社会实质理性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