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馆是明朝中央政府负责教习周边民族和国家语言文字,培养翻译人才,同时专门处理朝贡文书的机构。明朝与周边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往来频繁,边疆民族与周边诸国向明朝进献表文,明朝也向他们回赐敕书,由此产生大量非汉文文书。翻译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口译由通事负责,但他们在文字翻译方面并不擅长,明朝因此急需一批通晓交往双方语言文字并能准确翻译的人才。四夷馆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自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设立,到明清鼎革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四夷馆作为专门机构实际存在的时间超过三个世纪,乾隆年间才与会同馆合并而失去独立地位。四夷馆作为研究课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前辈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着眼于四夷馆整体,探讨四夷馆在招生、教学、考核等方面的各项制度;一类深入研究其中某一馆,通过对一馆的全面考察与细致分析,揭示四夷馆的部分面貌,这类研究通常也对本馆所用教材即某馆《译语》的文本作出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前一类即针对四夷馆各项建制本身的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还不够细致。例如生源前后变化的过程、生徒不断流失的原因与去向等;对四夷馆各分馆的讨论也并不均衡,回回、鞑靼、暹罗等馆已有相当充分的考察,缅甸、百夷等馆则尚无专门讨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一些讨论尚不充分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更为细节的描摹,补充其中模糊或缺失的片段。清初四夷馆被继承并改名四译馆,后于乾隆年间遭到撤并,本文也试图对这段时期四译馆的发展情况作出跟进,并探讨撤并的缘由。全文分为三章,概述如下:第一章讨论四夷馆的设立、方位与招生情况。第一节讨论四夷馆的设立,主要关注到前八馆设立并非同时,而有先后顺序,并试图对此作出解释。第二节考察四夷馆的方位,分迁都前后讨论,尤其注意考证迁都北京后的方位,从四夷馆与翰林院位置关系的角度,探讨其位置变化,另外对南北两馆共存的时间作出探究。第三节主要考察招生情况,分为招生次数与生徒来源两方面,前者重新考订有明一代四夷馆见于史料记载的招生共计十二次,后者重点考察明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生源的变化过程,并指出天顺年间恢复专收监生的旨意并未实际执行。在生源变化部分,考察了监生所受待遇,并对他们离开四夷馆后的去向作出跟进。第二章讨论四夷馆的教师,探究他们身份、事迹及在四夷馆发展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分为三节考察,基本遵循四夷馆发展进程展开。第一节关注设馆之初教师多为担任通事的民族人士,有赖于元朝的多民族遗产;第二节明廷不断征集外籍教师以使新增馆所的译学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与本馆培养的汉族教师配合以加强各馆教学水平;第三节集中讨论了数名起到负面作用的教师,以期揭示明中后期四夷馆管理的松懈与译学的荒疏。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四夷馆内各馆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种不均衡与不同语种或文种的应用范围及使用人数有关,同时与交往民族或国家同明朝的关系亲疏密切相关。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各馆实际承担翻译事务的繁简不均,并由此导致各馆师生人数多寡不一。本章第一、二节内容围绕馆务不均和师生人数不一两点讨论。第三节则是对四夷馆被清朝继承改名四译馆后情况的跟进。明清鼎革后,四夷馆虽被清朝继承,但明后期以来形成的"废冗闲曹"局面已无法扭转,乾隆年间裁撤四译馆,将其与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在明朝中央官署中,四夷馆的多民族、多元文化面貌表现突出,考察四夷馆的师生群体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多元文化交往的真实状况。同时,四夷馆在教学、招生和日常管理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暴露的不足,对当下外语和民族语言教学也应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