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农”问题提出以来，党和国家在观念的转变、政策的转型和实施等方面已作出了诸多努力，“三农”工作的成效也是十分明显的。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粮食等农作物产量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形势良好，扣除价格因素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呈现稳健增长态势，2014年的数据更显示出进一步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同时，“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社会仍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之下。　　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对健康服务的推进做出了重要的指示。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人们物质需求不断得以满足的同时，由环境保护缺失等原因造成的健康问题逐渐成为焦点，健康又继发性地导致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就农村居民而言，其健康状况在改革开放后随收入的稳步增加得以逐步改善，但同样也存在着城乡差距，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较低而人口死亡率较高，现实情况则是，我国人口大多数仍为农村人口，健康不仅对农村居民本身至关重要，影响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宏观上更是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为了维持生活，只有选择外出务工等非农工作途径来获得收入。同时，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政府也对农民从事非农工作予以鼓励，通过取消农业税、务农补贴等方式减少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顾虑。非农工作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近些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在各个方面对农民相关问题予以研究。本文即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从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其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影响。　　在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被认作人力资本对收入产生影响的因素往往是教育、培训和迁移，健康状况对于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常常被忽略。而随着卫生经济学的发展，健康越来越多地在经济学领域被进行研究，健康的度量也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健康人力资本的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人体测量指标、发病率及存活率和死亡率指标、功能障碍和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它们分别在客观性、可得性、全面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本文根据CFPS数据库中既有的数据，选取自我健康评价指标作为综合指标，自我健康评价指标虽较为主观，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人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健康情况;人体测量指标BMI（身体质量指数）作为中长期指标，它常用来衡量个人的体重是否标准，人体的胖瘦与其健康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文将它作为健康的辅助指标;近期的身体状况作为短期指标对健康进行度量，它在问卷中表述为“过去两周身体是否不适”。通过以上不同维度指标的选择，以期全面客观地对健康状况进行反映。　　根据已有的研究，关于健康与收入研究的实证方法大致有OLS估计方法、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和Heckman样本选择的估计方法。由于选择性偏误的存在，本文选取Heckman两阶段估计模型，利用扩展的Mincer收入决定方程进行实证分析。期间，由于健康与收入之间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的存在，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直接选取2010年CFPS的健康变量，研究它对2012年非农就业的影响，这是因为它与2012年健康具有强相关性，却又不会受到2012年非农就业的反向影响。本文的研究基于三个假设:1、健康对我国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参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健康对我国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健康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介绍，呈现本研究在理论和现实意义上的重要性。继而说明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希望对已有研究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以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归纳性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并对其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涉及到具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实证方法和研究假设，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做好铺垫。　　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对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做出说明并进行描述性统计，介绍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扩展的Mincer收入决定方程。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第一阶段的Probit模型中分析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第二阶段基于扩展的Mincer收入决定方程分析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工作收入的影响，期间对相关变量予以控制。最后就健康对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做出讨论。　　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建议，对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总结，为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投资决策做出参考，对政府健康制度的改进和健康资源分配等问题提出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关于健康对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在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以健康自评和近期健康状况反映的健康分别在1％和10％的置信水平下对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MI正常与否则不显著。此外，户籍情况、所在地区、性别、婚姻、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非农就业的参与都有显著影响。具有非农户籍的农村居民更多地参与到非农工作当中，男性比女性、非在婚状态比在婚状态选择参与非农工作的概率更高，同时，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也随之增加，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概率则在下降。人们的非农就业参与也有着地区差异，以东部地区作为参照，我国的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非农就业参与较低，中部地区则较高。　　关于健康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在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三种维度的健康指标只有自评健康对非农就业呈现显著性影响，且显著性相对于非农就业参与有所降低，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农村居民进入非农就业时，进行过对健康的筛选导致的。此外，户籍状况、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都有显著影响。非农户籍相对于农业户籍，男性相对于女性，非农工作收入更高。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非农工作收入也随之增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非农工作收入则在下降。农村居民的非农工作收入的地区差异，除西部地区外，则变得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于，除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之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相对趋于平衡，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性质也存在着趋同性。　　本文的研究特色及结论主要是:从多维的角度对健康人力资本变量进行考量，研究其对非农就业参与和收入的影响;从一个广义的概念下来区分农村居民，以样本实际居住的社区性质及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分类标准来筛选农村居民，发现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亦存在于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当中;健康对于我国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参与和非农工作收入影响的显著性存在差异，这是由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健康的农村居民进行过一轮筛选的结果;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仍存在着性别和地区差异，健康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影响亦存在性别差异。　　针对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所反映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在农村地区重视医疗健康知识的教育普及，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政府需加大医药卫生投入，改善农村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在相关制度上予以改进，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起医疗救助机制;重视青少年群体健康，设立农村儿童营养改良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