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作为司马迁《史记》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构成部分，历来为研究者所青睐。本文以文学性为主线，分三章对其加以研究。第一章，“太史公曰”的溯源和成因。第一节探讨了“太史公曰”的溯源。文章从史评形式和主体精神两方面入手加以探究。一方面继承传统观点，将“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追溯到《左传》“君子曰”。并从三个方面来寻找“形”之继承上的蛛丝马迹，使史评形式的继承言之更加有据。另一方面，本文从“太史公曰”对诸子“一家之言”特点的吸收和对《离骚》主体精神的继承两方面入手，寻绎“太史公曰”的“神”的源头。通过对“太史公曰”“形”“神”两个方面的溯源，有利于推进对“太史公曰”文学价值的研究。第二节探讨了“太史公曰”的成因问题。文章从生活阅历的奠基、文学表现的需要以及民族心理促成三方面入手，来发掘促成司马迁创作“太史公曰”的内外部因素。第二章，“太史公曰”的功能研究。本文从“史论功能”和“文学功能”两方面来探讨“太史公曰”的功能。第一节在“太史公曰”史论功能的探讨上，本文归纳总结了司马迁鲜明的政治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另外笔者着重分析其独立的历史观。而两者交汇成司马迁“一家之言”中颇引人注目的风景。第二节着重探讨了“太史公曰”文学功能。文从“太史公曰”的记事补充功能、人物塑造功能、抒情功能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太史公曰”文学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深化对“太史公曰”文学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融史学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史记》。在明晰“太史公曰”史论功能和文学功能的基础上，本文第三节对唐人刘知几《史通·论赞》中有关“太史公曰”的批评进行辨析。不仅为“太史公曰”存在的必要性加以正名，而且还为其功能加以正名，以期给“太史公曰”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第三章，“太史公曰”与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以“太史公曰”为切入点，来探讨“太史公曰”所独立彰显的司马迁的文学观。第一节“发愤著书”体现了司马迁创作动机论和著述价值论。第二节从“太史公曰”的引语入手，分析司马迁雅俗兼容的语言风格论。第三节从“太史公曰”对《史记》正文所收录文章的评点入手，结合纪传正文中收录的文章，分析司马迁“文质并重”的文学批评标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