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美国对华人权政策从1989年到1996年经历了罕见的戏剧性变化：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初的“安静外交”,到天安门事件后的“惩罚外交”,从克林顿就任伊始的“挂钩外交”,到不久之后的“脱钩”和对华人权新政策。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充分展现了国内外因素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值得学者重视和深入研究。本文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视角出发分析冷战后的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影响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主要国内变量包括思想观念和决策程序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涵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理念辩论,后者主要涉及总统与国会的权力斗争,同时也不能忽视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大众舆论等外部行为体对政策的塑造作用。而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人权关切与其他重大国家利益之间的取舍也是一个困扰决策者的重大变数。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在指导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外交理念的辩论中,理想主义虽一度占得上风,但现实主义还是重新占据了主导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优势地位。美国对华人权政策是平衡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产物,但后者的影响更加突出。(2)在制定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行为主体的斗争中,国会的优势虽一度被放大,但总统毕竟是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决策者,他仍然能够排除国会和其他行为体的干扰,继续主导美国对华人权政策。(3)在实施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利益偏好的排序中,人权关切虽一度占据优先地位,但事实证明,当追求人权目标需要以美国的其他重大国家利益为代价时,这项人权政策就是不可持续的。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6年的剧烈震荡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平衡和稳定的时期,即主要由总统主导、更体现现实主义精神,更注重与美国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相协调。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的这种务实走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