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理解与表达的双向过程,因此,不管什么类型的翻译,都涉及对原文的理解与解释。在这一过程中,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解释则是对原文的阐发。这就为阐释学引入翻译提供了理论与逻辑上的契机。之所以将阐释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主要是因为在对译文评价标准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和西方结构主义总是注重原文与译文的对比,追求一种与原文对等的译文或是标准的译文,很少涉及造成不同阐释的原因以及这种阐释的合理性。阐释学翻译理论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现代阐释学。哲学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将“时间”与“历史”引入文本阐释中,而伽达默尔则进一步提出“偏见”和“视域”的概念,并指出任何阐释都逃脱不了主观的偏见,完全客观的阐释是不可能的。阐释视域是随着偏见的改变而不断发展的,因此对客体的阐释也绝非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就形成了“阐释的循环”和“理解的历史性”。阐释学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关于“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这四步阐释学翻译步骤的论述,更注重阐释者在整个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另一番新天地。虽然阐释学翻译理论的研究在乔治·斯坦纳之后发展不大,然而,就中国的儒家经典翻译而言,阐释学理论具有可操作性。许多有关儒家经典翻译的问题,都可以借助阐释学理论找到合理的解释和原因。通过对中国儒家经典《论语》的翻译历史,特别是其英译历史的描述,以及对其跨世纪的三个译本的对比研究,本文指出“阐释的多元”在《论语》的翻译过程中确实客观存在,而造成这种多元阐释或翻译的原因主要是:作为阐释主体的阐释者是千姿百态,完全不同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如处于不同时代的阐释者由于各自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的翻译目的、个人的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学识和好恶,以及本民族文化传统对阐释者的潜移默化等都会干扰译者对原作的阐释;思想博大精深、语言言简意赅的《论语》又给阐释者留下大量的文本“空白”去阐释;而不同的译者在阐释这不同的文本“空白”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的阐释结果,从而最后的译文是截然不同的。《论语》,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也就是具有朝各个时代开放的非封闭性。正因为这样,才可能允许后人不断地去有效地解读它。而这“文本意义”是不可能一次就被彻底认识的。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对《论语》的认识和不同时代读者的接受意识的改变,人们阐释《论语》的方法也在不断丰富,认识也不断加深,而基于这种新的认识,新的理解,自然就可能出现新的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的复译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论语》的复译不但拓展了其流传的空间,而且延伸了其流传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