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2010年左右,进入了经济的转型期,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主导转向了第三产业引领。在新的产业结构下,采用何种产业政策来提振产出增速,提高产出规模是一个重要问题,而确定经济中的瓶颈部门又是该问题的核心。各部门要素价格差异程度反映了要素配置失灵的程度,要素市场的配置失灵会造成最终产出的下降。且要素价格差异程度越大,要素市场配置效率越低,经济产出水平对最优产出水平的偏离程度越高,或者经济增速对最优经济增速的偏离幅度越大。要素价格在各部门中的差异,在本文中被称为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一般认为要素价格的扭曲来自于各行业中要素流动限制、进入门槛和税费等的差异。当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消除了税费、准入门槛限制或者要素流动限制的不良影响后,该部门的要素价格会变化到合理的水平上,这个过程被称为要素价格扭曲的消除。某个特定行业被称为瓶颈部门,当且仅当消除了该行业的要素价格扭曲时,随着经济的要素配置效率的变化,最终产出大幅提升,或者经济增速大幅提高。瓶颈部门的存在性问题藉由学界的研究,已从侧面给予佐证,因此本文主要集中在寻找经济中的瓶颈部门。本文首先基于WIOD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各行业的劳动、资本要素价格扭曲,描述了中国近二十年的投入产出关系变动、各行业要素价格扭曲变动的趋势和特征,对中国近二十年的产业结构变动和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变动进行了归纳。短期来看,消除行业要素价格的扭曲,必然会带来最终产出的变动;短期来看,又不需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动。因此,在不考虑投入产出关系变动的情况下,本文借助各行业要素价格扭曲的变动部分地解释了近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并讨论了消除不同行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对最终产出造成的影响,以此为指标,判断出中国近年的瓶颈部门。与此同时,从传导机制不同和行业的差异,将扭曲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拆分,梳理了相关机制。而从中期来看,消除要素价格的扭曲,会带来生产结构的变化。本文分别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动,以及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描述了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带来的产出、结构影响。构建开放经济模型,并在开放经济模型中讨论中国的瓶颈部门,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因为中国是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下游的制造业大国,如果仅考虑封闭经济,会高估中国的产业联结程度;第二,因为资本会在全球进行重新配置,消除要素价格扭曲会有更大的收益;第三,因为消除扭曲带来要素配置的变动,会带动要素价格的变动,从而中国的贸易条件也会发生变动,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又变动。基于头两个原因,本文构建了开放情况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经济;考虑第三个原因,本文在E-K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消除扭曲带来的影响,将扭曲的影响分成了贸易条件变动的收益和本国要素配置改进的收益。同时在这两个模型中分别重新确定了当前经济的瓶颈部门。其次,注意很多行业的前后向联系近十五年来随着时间呈现出增长或者下降的趋势,结合要素价格扭曲变动的趋势,支持当前行业的生产函数是互补函数的论断。引入非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后,消除扭曲会带来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动。本文讨论了产出的变动和投入产出乘数的变动,并基于此判断了中国的瓶颈部门。而此时要素市场的价格和流动限制会对消除扭曲带来较多的影响,本文仅对相关机制进行了梳理,并不再进行深入讨论。从长期来看,随着结构变迁,经济的增速也会有明显的变动。本文在结构变迁模型中引入了扭曲消除,考虑了消除扭曲之后增速路径的变动,并讨论了此时的瓶颈部门。本文认为金融业、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卫生和教育行业是经济中的瓶颈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