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全球金融业发生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由国际银行业并购推动的深刻变化,银行并购的规模和金额巨大,同业、同地并购与跨业、跨境并购并存。银行并购浪潮使银行业的集中度上升,推动国际资本结构的调整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张,使银行之间的竞争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展开。世纪之交的这场并购浪潮,不仅是银行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提高竞争力和盈利水平的一种战术安排,更是为了在下世纪抢占国际金融市场而做出的一种战略安排。一般认为,银行并购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管理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等正面的经济效益。然而大量实证结果表明,很多金融机构并没有从并购中得到预期的、令人满意的价值和表现,银行并购产生的负面效应正日益显现:导致过度垄断,影响市场运行效益,增加风险及失业人数。一些并购的失败也体现了并购过程中的非效率问题。我国正处于并购浪潮中,分析金融并购中的效率并采取积极措施规避非效率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正反两方面来考察金融并购绩效,对我国金融业并购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从宏观角度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了自由竞争的金融并购市场中,包含了并购价值不大的交易,同时由于并购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并购策略而摒弃了一些并购价值较大的交易。在约束并购双方并购策略的假设下,最终的博弈结局得到了改善,一些价值较大的并购交易成为可能,排除了并购价值较小的交易。因此本文得出:如果政府或者金融并购中介组织对并购双方策略进行约束,能够优化金融并购效率,接着在政策建议中提出了政府和中介组织的政策优化,政府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有一个理论上的定位点,在此定位点上金融并购能够提高效率,节约社会资源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