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变迁和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与文化繁荣，对各个阶级、阶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就是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中庸》也就产生于这个思想碰撞、交融的时代，其本身就是对先秦新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总结和提升，为后世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首先，《中庸》以“诚”为基础，架构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在《中庸》看来，假若没有“诚”，一切德目都无从谈起，只有具备了“诚”，万事万物才有和谐相处的坚实基础。《中庸》以“性”、“道”、“教”三个范畴，用以探求人生从事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伦理意蕴，指出，天命之道和人世之道均统一于“诚”。“诚”是上天运行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在《中庸》看来，圣人是秉承天命的自在个体。《中庸》正是通过这一圣人之性与天命之性的统一，指出“道”与“人”是完全一体的，不可片刻分离。因而《中庸》从“天人合一”的关系出发，指出了两条相互相成的修行路径：一是努力践行而“至诚”，可上达“天道”；二是唯“至诚”则能“尽性”，化育万物，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指明了道路，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石。
　　其次，《中庸》通过对天人关系的论证和对理想人格的设计，提出“诚”是人类社会运行的目标。《中庸》正是对这一范畴的界定，提出了维护社会运行的最高法则：“中庸之道”，具体法则：“三达德”、“五达道”、“九经”。在《中庸》看来，“中庸之道”是治理国家的最高法则，“诚”是社会成员努力达到的人生目标，“三达德”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规范，强调了修身和知人善任的重要性。而“五达道”的实行又必须具备“三达德”才能实行，这是关于修身的重要内容，这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九经”则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其包括“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怀诸侯”等九大纲领，谓之“九经”。其中修身尊贤是根本，亲亲是齐家之道，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是治国之道，柔远人、怀诸侯是平天下之道。但是，这一切的内容《中庸》都把他归结于“诚”。
　　最后，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孤立的，《中庸》关于“诚”的伦理思想虽产生在先秦时期，但是在儒家伦理思想发展过程，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基础性作用。尤其是《中庸》关于天人关系、天道与人道、修养与治国等的阐释，有着积极的现代性意义。所以，在我们在对《中庸》之“诚”思想作出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深刻地理解其所体现的人类共同的普世伦理，这对建立我国和谐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