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外交的产生,是在中国外交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转型的直接结果。因此,总体外交战略的转型是中国经济外交产生的内部动力。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外交的支持,而外交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帮助国内企业获取国外市场和资源。因此,来自经济发展上的客观需要,构成了中国经济外交产生的外部动力。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之一,也是中国外交最为活跃的地区,“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对东盟的外交实践,而其中的“富邻”政策,则可直接归纳为“经济外交”政策,所以,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政治动力来源,就是“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此外,东盟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具有先天的优势,地理临近、资源丰富、市场互补,这些因素的综合构成了中国大力开展对东盟经济外交的经济因素。新时期中国开展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具体行动,即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主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具体而言,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既有搭建平台,如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乃至创立越南副总理与中国企业CEO的圆桌对话会；也有把国家层面的“走出去”战略落到细处,直接推动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发展,如广东省对东盟的“双转移”战略；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东盟经济发展的创新支持模式——设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