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为依据，通过分析不同文本之间的理论关联，论述了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观点，从而敞显出马克思早期自由观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这条内在逻辑线索表明，马克思早期对自由的探索，经历了由意识自由转向政治自由，由政治自由转向经济自由，最后由经济自由转向历史中的自由，并将人的自由归宿于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本文对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探讨始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在他还未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所做，因此他只是简单地从哲学上论证了自由问题。这一时期，他在哲学方法上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以自我意识哲学作为自由观的方法论，将自由理解为意识自由，由此意识自由构成了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初始视阈。
　　 博士毕业后，马克思加入到莱茵报并从事现实的政治斗争，他对自由的探讨也由意识自由转向政治自由。他反对书报检查令，要求维护人民出版自由的政治自由权利；他反对林木盗窃法，要求实现贫困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开始觉察到法和国家是为林木占有者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理性原则的实现，代表着永恒的正义。于是，马克思动摇了原有的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信念，产生了对法和国家的正义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的苦恼疑问，遇到了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难题。
　　 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重新走进书房，带着他苦恼的疑问重新阅读、思考黑格尔的法哲学，并着手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一步探讨了政治自由问题。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体系，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从而将国家观确立于市民社会之上。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它消除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特权，在政治国家中实现了公民的政治自由。但是，公民的政治自由只是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实质的政治自由是在市民社会中实现的。在市民社会中，封建政治特权虽然消失了，但人们的社会地位还是不平等的，这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地实现政治自由权利。官僚机构与同业公会能够实现实质的政治自由权利，他们利用国家为他们谋取共同的特殊利益，这就剥夺了人民的实质的政治自由权利。因此，马克思主张改革国家制度，建立民主制国家来实现人民的政治自由。
　　 当马克思离开书房再次走入社会为《德法年鉴》撰稿时，他对自由的探讨也从政治自由转向经济自由，并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自由问题。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提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宗教解放为政治解放开辟道路；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不彻底的，其不彻底性表现在它没有实现经济自由。因为政治解放虽然在政治上取消了根据财产资格来确定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使公民获得了政治自由，但这种政治自由只是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实质的政治自由是在市民社会中实现的，它不以政治差别为依据，而是以私有财产、文化程度等社会差别为依据。私有制将市民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拥有经济自由，因为他们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们要想的一切，可以用金钱从事一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使他们能够享有实质的政治自由。无产阶级没有经济自由，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以换取生存资料，更勿谈左右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他们并不享有实质的政治自由。依此而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政治自由是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经济自由决定了实质的政治自由。资产阶级享有经济自由的基础是私有制和金钱统治，因此要想实现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金钱统治。基于此，马克思提出要依靠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来实现所有人的经济自由。
　　 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决定继续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于是他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异化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自由问题。在哲学方法上，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将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经济自由的原因在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所以要想实现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就必须消除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而要消除异化劳动和私有制，首先要在理论上确立人与财产的新型关系，以建立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马克思指出劳动本身就是人的财产，因此经济自由的实现就在于消灭私有制，使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而是每个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马克思主张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来建立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的理想社会，从而实现所有人的经济自由。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随着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在哲学见解与政治立场上也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日益加深，于是他同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进入历史领域，从经济学角度论述了人的经济自由问题。他们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灵论，提出对经济自由的探讨不能以唯灵论作为方法论，而必须以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立足于唯物主义方法论，他们提出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它决定了经济自由的实现程度，反过来经济自由的实现也为生产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人的生产活动总是与生产者的物质利益相联，尤其是市民社会，它以市民的个人私利为目标，并将经济自由的实现建立在个人私利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经济自由观进行了批判，指出经济自由不能建立在市民的个人私利之上，而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利益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所有人的经济自由。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私有制。正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面对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蒲鲁东提出的用“平等占有”代替“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时，坚定地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消灭私有制，进行彻底的人类解放。
　　 在《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再次与恩格斯合作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由观，提出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哲学方法上，他们清算了过去的哲学信仰，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进入到人类历史领域之中，展开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问题的探讨，从而将自由问题的论域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自由问题扩展到整个历史领域中的全部自由问题。他们立足于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来考察自由，提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人们对于自由的认识也各不相同，人们实现自由的程度也各有差异，因此自由是具有历史性的；同时由于以往的社会都是阶级社会，自由只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因此自由是具有阶级性的；由此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必须从历史性和阶级性出发来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就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人类始终在不断地实现更大的自由，这既体现在生产力的提高，打破了自然必然性对人的束缚；又体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断重新整合，除去了社会制度对人的压迫。人类自由的实现最终归宿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在这一联合体中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成为每个人的共享资源，它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基于这种唯物主义自由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观、费尔巴哈人道主义自由观、施蒂纳利己主义自由观，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更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由观。
　　 从总体而论，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包含着一系列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完整的上升过程。其中每个发展阶段都标志着马克思的自由观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而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沿着这样一条理论进路，马克思早期自由观从唯心主义自由观转变为唯物主义自由观，并最终走向成熟。就理论层面而言，马克思早期自由观是其成熟时期的自由观的理论前提，它为人们把握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自由观提供了理论线索，为人们全面阐释马克思的自由观奠定了基础。就现实层面而言，马克思早期自由观中内蕴着丰富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剖析、对于市民社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问题的论述，对于当前中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由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马克思的早期自由观研究仍是一个敞开的思想领域，需要人们为之不懈求索，殚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