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婉约”问题是词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自宋代始就争论不休，至今悬而未解。研究清代“豪放”、“婉约”词论的前提是要对其溯源，“豪放”、“婉约”的语辞意义及文学理论内涵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先秦两汉时期为其酝酿和萌芽时期;三国至唐朝，是其产生、发展时期:宋代，“豪放”进入词人视野，苏轼等人开始以之评词，“婉约”虽是宋词创立之始就体现出的创作准则，但以“婉约”论词，宋人始未见自道;以“豪放”、“婉约”论词主要行于明清，明人对“豪放”、“婉约”词论贡献巨大，张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分词为“豪放”、“婉约”二体，首次正式把“豪放”、“婉约”对举，为后世词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批评范式。　　清词中兴，词学理论亦成绩斐然，内容更加丰富，并且形成了一定体系，对于“豪放”、“婉约”这一词学具体问题也有了更加细致而深入的理解，对后世影响深远，民国以至现当代的许多词学著作、词论家们对“豪放”、“婉约”问题的认识及词的风格流派的看法或沿袭清人词论，或在清人词论的基础上有新的阐发。清代词学典籍浩瀚，“豪放”、“婉约”词论的主要表述方式有四种:词话、词籍序跋、词选、论词诗词，论词者以此为媒介，各抒己见，臧否词人、词作，清代“豪放”、“婉约”词论有共性，亦有独立的意见和主张，“豪放”、“婉约”争论开始抛却所谓的外在的放旷与否，更加偏重内在的词中真情所在，注入人生际遇、思想感情，苏辛，尤其是辛弃疾，成为人们论述的热点，对李清照关照不多，逐渐不再用“豪放”、“婉约”的单一模式去要求词，词的风格、体式、分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文学发展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休戚相关，清代“豪放”、“词论”的发展亦分为三个不同时期。自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这一时期距明代不远，处于战乱和恢复阶段，清政府大肆镇压汉人，民族矛盾尖锐。该时期词学流派众多，相互之间有关联又有对立，云间派、广陵词坛、西泠词人、阳羡派、浙西词派，倡“豪放”者有之，崇“婉约”者颇多，不分高下者亦有之，另有跳出窠臼，另觅新途者，总的来说，态度渐趋包容，豪放词地位有很大提高。云间派崇南唐北宋，尚婉丽当行，倡含蓄蕴藉，延续了词坛一贯的崇“婉约”风气，代表人物陈子龙对李清照、姜夔、柳永的婉约词风相当推崇，从明代词坛尚俗艳的《草堂诗余》之风回归到词之本色当行，是对词本身特质的一种肯定。广陵词坛、西泠词人邹祗谟在“豪放”、“婉约”之外另开“闲淡”一派，新人耳目，认为稼轩词是本色词，可以看出“豪放”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已经被人以“本色”称之。王士祯认为“豪放”、“婉约”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无论是豪放还是婉约词，自有可观之处，都是当行本色词。贺裳倡“婉约”，对“豪放”的态度更加包容，却讥稼轩词为“粗豪”。阳羡派倡导豪放词，鼓励学苏辛，是词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且大张旗鼓地提倡豪放词的正规的词学流派，在该派倡导下，豪放词实现了大跨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中均形成“豪放”风气。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的形成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发展进入新时期，把词提高到与经、史同等地位，充分重视词的功能和作用，认为词既能感人，亦能发挥经、史的作用。浙西词派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之一，朱彝尊的词学态度是重南宋，于“豪放”、“婉约”之外，独尊姜张雅词，鄙视俚俗词作，跳出“豪放”、“婉约”之争，不再执著于一端，审美方式多元化，“豪放”、“婉约”之争有了暂时的停歇，但事实上是“婉约”占了上风，因为南宋雅词是在婉约基础上的强化醇雅的特质。厉鹗是浙西词派重要传承者，相对朱彝尊，他对“豪放”、“婉约”的看法逐渐明朗化，认为“婉约”高于“豪放”，并且形象地比之为南宗和北宗，欣赏清婉深秀之作，苏轼等人的豪放词比之婉约缠绵的吴儿词稍逊一筹。郭麐对同为豪放派的领袖苏、辛的态度有差别，夸赞东坡以天才之姿作词，使豪放雄词别为一宗，却认为辛弃疾、刘过词豪放太过，流于粗豪，对“豪放”、“婉约”不分高下，词学态度更为客观。纳兰性德在更新一代词学观念方面作了可贵努力，他欣赏南唐李后主式的“婉约”，从词的本身的特性出发，重词人真情实感，内心感情的抒发，认为“豪放”、“婉约”不是词的关键问题，重要的是词要发挥自身功能，尤其要言之有情。　　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清代中期，该时期词学流派不多，以常州词派为主，同时，另有受这一时期常州词派、浙西词派影响又不依附于这两个词派的词论家邓廷桢、谢章铤等。该时期和清初不同，明代的“豪放”、“婉约”二分法，不再是词坛主线，更多的词论家选择跳出这一窠臼，用更加开放的眼光去看待“豪放”、“婉约”问题，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深入人心，在南北宋问题上也很少厚此薄彼，苏辛、尤其是辛弃疾的地位空前提高，周济“退苏进辛”是典型例子，而且人们对苏辛问题的探讨更为细化，词为“小道”、“末技”的词学观念被词学家们所打破，词和诗歌等正统的文学样式一样，成为人们探讨的重点和热点，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词学审美价值观，如常州词派的“深美闳约’’，偶有一些词人，如谭莹仍然摆脱婉约为词之本色的观念。邓廷桢认为豪放派词人有婉约之作，婉约派词人有豪放作品，不能一概论之。周济认为，作词贵在有心、贵在深厚、含蓄，不必硬分豪放、婉约。　　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为清代后期。该时期，各种思想的交汇和碰撞中词学呈现出新的态势，词学流派不多，但词论家辈出，说词、论词蔚然成风，辛词受到更大推崇。词论家们一方面沿袭着前人以“豪放”、“婉约”论词的习惯，另一方面认为词应该朝着无门户之见、不开宗立派方向发展，受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境界说”加入了新的内容，被运用到词学批评领域。刘熙载词论有承上启下之功，认为不应视苏、辛词为别调，提倡打破门户之见，不必强分高下，各家词风均有可取之处。谭献多次用“豪宕”、“婉约”、“沉雄”诸词评词。冯煦分词为刚柔两派，认为词的最高境界是“浑”，其词学观点不仅在清末民初别具新意，也是对传统的豪放、婉约二分法的颠覆。晚清四大家致力于词，反对鄙薄词体的观念，对苏、辛、李清照皆有关注。陈廷焯分词体为十四种，其中七家殊途同归，则最终为七体，而且把苏轼词的地位和白石词并列，推到最高处，这对词的风格论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白雨斋词话》是清末民初词论中对“豪放”、“婉约”问题论述最为详细者，且评论有新意，不苟同前人意见。和前人的视苏、辛词为别格、变体的说法不同，陈廷焯认为苏辛词皆为“正声”，他认为宋词存在流派，只是许多词派本源上归于一类，周邦彦、秦观、姜夔、史达祖、苏轼、辛弃疾这些都有共性可言，那就是温柔敦厚之旨，仅李清照独树一帜，独立于众家之外。王国维的词论在我国词论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其论词推崇“境界说”，认为词之有境界与否比词之“豪放”、“婉约”重要，他推出了一种自认为比“豪放”、“婉约”更合适的论词法，完全摒弃了“婉约”为词之正体，“豪放”为词之变体的传统观念，尽管他的词作趋于婉约。梁启超沿用了前人豪放派和婉约派的分法，但是更加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婉约派词人、豪放派词人创作未必千篇一律，是就词作的代表性风格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