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眼是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洲国家最常见的眼部屈光不正。近几十年来，近视眼发病率不断攀升，如今25％的高加索人为近视眼患者[1]，而亚洲某些地区近视眼患病率高达80％[2,3,4]。中国大陆是近视眼的高发国家，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城市初中三年级青少年近视眼患病率高达78.4％[5]，所以据此估计中国大陆仅城市地区近视眼青少年数量便达1亿，这还不包括地域范围更大的农村地区以及成年人近视眼人群。关于近视眼病因及发病机制，基因遗传[6]和环境影响[7]是目前公认的两大因素，一般认为当今社会日益增多的视近活动使得具有潜在基因易感性的个体成为近视眼患者[8]。 视近活动影响近视眼进展的机制还不明确，可能与近视眼患者在近距离用眼中存在持续缓慢的调节有关。众多研究表明视网膜可以通过其接收的离焦信号来调控眼球的正视化过程[9、10]。“远视性离焦”的近视眼动物模型[11]成功复制以及近视眼患者视近活动中存在调节滞后，推测调节滞后可能是影响眼轴延长和近视眼进展的重要因素。基于减少调节滞后以提高视网膜成像清晰度，从而期望延缓青少年近视眼进展的临床研究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全世界广泛进行，但其延缓近视眼进展的作用不尽人意，结果多是统计学上有意义但无临床普遍推广的价值。美国COMET研究组完成了渐进镜与单光镜的前瞻性随机双盲的长期临床研究[12]，结果显示，调节滞后较大者，尤其是合并内隐斜近视眼患者配戴渐进镜相对于其他近视眼患者配戴渐进镜或者传统单光镜均有明显的减缓近视眼发展速度的作用，因而可能成为渐进镜的临床使用适应症。一项关于国人的为期两年、随机、双盲、前瞻性临床研究中发现渐进多焦镜片相对单光镜片具有一定的延缓近视眼发展作用，这种作用在内隐斜和女性近视眼患者者更为明显，提示内隐斜以及女性患者可能成为渐进镜的最佳适应症[13]。 尽管渐进镜对内隐斜近视眼患者延缓近视眼进展的作用较好，但对于渐进镜最适近用下加度数的研究却少见报道。渐进镜的研究中单一的下加制定并不能使每位个体的调节滞后达到最小状态。因为除调节滞后外，隐斜量的大小也是影响渐进镜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理想的近视眼矫正时的近用下加度数应该综合考虑调节和集合等因素，以期能通过调节滞后量和隐斜度这两个变量建立它们和最适下加度的数学模型，从而找到该患者的最适下加度范围。 目前尚无针对内隐斜青少年近视眼患者制定下加度数的策略。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视近下加条件下，视近调节滞后和视近隐斜度的变化，以期通过构建视近下加分别与视近调节滞后、视近隐斜度间的数学公式，提供确定最适下加度范围的参考策略(即根据初始视近调节滞后量和隐斜度确定合适视近下加度范围)。 目的： 探讨在近视眼矫正时不同视近下加条件下，调节滞后的改变与隐斜变化的关系并构建视近下加与调节滞后、隐斜度间的数学公式，获得能最大限度减少调节滞后与隐斜量的最适视近下加度范围。 方法： 招募110名7-13岁广州市单纯性近视眼的内隐斜青少年患者(基础等效球镜度数在—0.75D至—3.75D范围内)，综合验光仪验光MPMVA原则配镜后测量注视5m、50cm、33cm三种注视距离下双眼调节反应，并依次测量佩戴五种下加(0D、+0.75D、+1.50D、+2.00D、+2.50D)的试镜片情况下双眼视近33cm的调节反应(Shin—Nippon，Japan)以及使用Covertest+排棱镜和Howellcard测量视近隐斜度。 结果： 1.零下加条件下5m视远时存在调节超前，随着注视距离减少，出现视近调节滞后并逐渐增加，调节滞后在三种不同注视距离下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 2.随着下加度数增加，视近调节滞后量逐渐减少，而内隐斜逐渐变小，调节滞后(p=0.004)以及隐斜(p<0.01)在不同下加间都存在统计学意义。 3.基于五种下加条件下covertest+排棱镜测量得到的所有隐斜度分三组，得出在三种隐斜状态下covertest+排棱镜和howellcard两者间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内隐斜：r=0.645，p＝0.00；外隐斜：r=0.598，p=0.00；正位：r=0.250，p＝0.007)。 4.内隐斜患者的最适下加与初始(0D下加条件下)调节滞后存在线性相关性(p<0.01)，且最适下加与初始(0D下加条件下)隐斜状态也存在线性相关性(p<0.01)。 结论： 1.根据近视眼患者个体的0D下加条件下(即初始状态)近调节滞后和近隐斜量，可以为确立个体化视近下加提供参考策略，从而获得最适视近下加的区间范围。 2.视近调节滞后量随着注视距离减少而增加，提示青少年近视眼患者使用远用眼镜视近时存在较大的调节滞后。这种调节滞后量的增加是否与近视眼的发展有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3.covertest+排棱镜和howellcard在隐斜度测量趋势上存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