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等非物质权益正日益商业化,把它变成具有物质价值的对象会给个人或社会群体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权利包含巨大的财产价值,一些商业组织和个人集中或无意中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那么对于这种行为,是否定义为侵权行为或者是权益损害型不当得利?这时就出现了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受害人对赔偿方式的主张也有了不同选择,对受益人的惩罚也有了不同程度的选择。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的特点是受益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由于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大于受害人的赔偿金额,受益人保留了不法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这个结果显然违反了道德,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普通人难以接受。如果我们无法理顺受益者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权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积极地规范这种行为。人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破坏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为了保障受害的合法权益以及对侵权人进行有力的处罚,使案件的处理结果达到公平公正的状态,应明确受益人侵权与不当得利权利之间的关系,探析权益损害型不当得利能否与侵权行为能否发生竞合问题。本文论文以熊乃瑾案为切入点,提出了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能否发生竞合问题,对该问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论文第二章对该问题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分析比较;第三章对法、意、英、德、日等国的立法例与我国的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关于此问题国际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的结论,对丰富我国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参考;论文第四章对竞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提出了几种解决办法。本文从两者的构成条件展开,列举了两者的各自构成要件,然后比较分析了世界上关于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的规定,结合自己的想法与理解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认为两者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发生竞合,以此基础赋予案件中的受害人更多的救济选择权,对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遭受不法侵害后能得到充分的救济,并讨论了在认定了可以竞合的前提下,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以及受益人返还财产的范围等问题。笔者通过文章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弥补侵权责任法不足的合理化建议,试图探究一种更为完善的救济机制,在商品化时代里充分的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