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制度是确定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根本利益分配的核心制度,其宗旨是规范政府与社会成员在分配领域的利益安排和双方由此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行使税收征管权和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财政的主要内容。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国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完善势在必行,而对中国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完善进行整体性、基础性的法理研究是我们应予承担的重大学术使命。　　 本文在梳理和扬弃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应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方法仔细分析政府与社会成员在税收征管和公共服务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紧密结合中国公共财政的具体实践和社会现实,创新性地提出“秩序正义”作为建构中国公共财政制度体系的核心价值,并以此出发明确了公共财政制度完善中应予重点关注的“三大均衡”,将制度性“收支均衡”作为公共财政收入和公共财政支出相关制度设计的制度结构目标。同时,创新性地提出“权力与责任”、“有序与无序”、“结构与功能”、“权威与信任”、“服从与救济”等五对范畴,作为中国公共财政法理体系的基础性理论范畴；提出“最低责任原则”、“刚性预算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综合效率原则”、“差异平衡原则”、“成本控制原则”、“规范透明原则”等七项法律原则,作为中国公共财政法理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原则。　　 本文的具体论证逻辑主线为:　　 第一章主题为“公共财政理论脉络梳理”,其内容是对中国公共财政制度进行法理分析的知识准备。这一部分主要对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脉络作梳理。　　 在公共财政支出理论方面,主要梳理了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社会政策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等相关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在税收公平理论方面,重点梳理了英国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威廉.配蒂、亚当.斯密、萨伊、穆勒、瓦格纳、庇古、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布坎南等人的相关观点。在税收效率理论方面,重点梳理了亚当.斯密、马歇尔、庇古、拉弗、布坎南等人的主要观点。　　 在西方公共产品论方面,主要梳理了奥意学派(代表人物为萨克斯、潘塔莱奥尼、马尔科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为威克塞尔、庞.巴维克、林达尔等)、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等人的相关观点。　　 在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的自我检视和评判里,主要评判了国家财务论、双元财政论、广义财政论、公共财政论等相关观点,并对法学界在公共财政研究方面的状况作了总结和评述。　　 第二章主题为“公共财政的制度特性和成本结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方法,对公共财政的制度特性和成本结构加以论证。在公共财政的制度特性里,将财政模式分为家计财政、计划财政、公共财政三种类型,借鉴了马斯格雷夫关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理论即配置职能、分配职能、稳定职能,提出税收征管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直接性和制度性保证。　　 本文从“权利本位”的角度,创新性地提出政府进行税收征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中隐含的四重法律关系:1、政府行使税收征收管理权与提供公共服务之间的权力和义务的关系(power and obligation)；2、政府向社会成员行使税收征管权与社会成员(指有纳税义务的)向政府履行纳税义务的关系(power andduty)；3、社会成员(有纳税义务者)向政府的纳税义务和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要求的关系(duty and rights)；4、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和社会成员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要求的关系(obligation andrights)。进而提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可能存在的“义务缺位”和社会成员在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缺位”问题。　　 在公共财政的成本结构里,通过政府职能与行政成本单元的关系,提出界定公共财政收支行为中的成本单元是分析公共财政制度效率的基础性工作,控制政府的行政成本可以间接增加公共支出总量。运用交易成本的方法,提出对公共财政成本控制的主张,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资本(institution capital)来要求提高公共财政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对公共财政结构中的政府代理成本(agency costs)、纳税人的服从成本(compliance costs),零交易成本交易体制对制度设计的影响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公共财政成本各环节的成本控制是提高制度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有效手段。　　 第三章主题为“收支均衡:中国公共财政完善的重要指标”,主要目的是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促使中国公共财政制度设计达到一种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动态均衡的状态,以求解决税收规模和公共服务内容之间的成本对应关系,使公共财政制度效率最大化。　　 本文创新性地将均衡分析方法适用于对公共财政制度的法理基础论证。为了明确公共财政收支的组成,本文对公共财政收入和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组成做了阐述,再用均衡判断方法对“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导致的赤字现象作了分析。　　 为了说明财政均衡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本文对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财政均衡制度作了制度阐述和分析。美国实行的是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即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体制。三级政府依据美国宪法明确地划分各自的事权,各级财政又划分了财权。德国财政均衡制度的法律依据在于其联邦宪法即《基本法》,德国实行的是纵向均衡和横向均衡相结合的财政均衡制度,国家必须保持各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一致性。澳大利亚财政均衡制度的特点是财政分配均等化。澳大利亚宪法规定每个州的公民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力。美、德、澳这三个国家都在宪法层面规定了财政分配制度,实行了宪政财政。从这三个国家的情况看,在法治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收支制度的均衡是可行的,社会成员享受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可行的。当然,中国是个转型国家,由于国情的差异、法治水平的差异,要实现绝对公平式的财税制度需要一个过程。　　 第四章的主题为“理论创新与发展”,主要深入研究理论法学如何应对和促进公共财政制度目标的实现,如何通过解读中国财政分配现实以及发现与公共财政制度目标的差距,树立促进中国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实现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目标的法律价值观和法理思维新理念。　　 本文提出“秩序正义”作为建构中国公共财政制度体系的核心性法律价值。在具体论证中,首先将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城乡差别和“三农问题”、基层单位和区域经济的财力差异等作为提炼法律价值观必须面对的现实；其次分析了正义观的内涵,罗尔斯、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及其适用的社会背景；其三,分析了秩序概念的演化,介绍了英国科恩、德国瓦尔特、欧肯,法国重农学派、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秩序观。为体现对秩序内在规定性的掌握,本文引用耗散结构论(dissipativity structure theory)作为秩序状态研究的科学支持。该理论较好地协调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冲突。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认为整个宇宙将自发地由有序变为无序,最后达到平衡态,也就是死亡。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却认为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人,进化的方向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序。按耗散结构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不断的交换物质和能量,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自组织现象,即会由无序到有序,由较低有序到较高有序。因此,本文在此之上,将“秩序”分为“有序”和“无序”两种状态。　　 将“秩序正义”提炼为中国公共财政制度实践的核心性法律价值,基于对从核心性正义价值应起的价值效应和中国公共财政制度实践对核心性正义价值的内在需求两方面的充分考虑。正义价值的“秩序”内涵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促进公共财政‘公共性’秩序形成和完善,公共财政的制度设计得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得有实质性的制度保障,社会成员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这就是“秩序正义”作为约束中国公共财政制度建构和完善的核心性法律价值的应然性目标,其具体实现方式主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来完成,从收支均衡的角度,可以概括为“三大均衡”,即公共财政收支的总量均衡、公共财政收支制度的利益均衡、公共财政收支制度的制度均衡。　　 本文创新性提出“五对法理范畴”作为中国公共财政的基础性法理范畴,其中“权力与责任”概括的是政府在公共财政安排中的权力及对公共服务应有的责任的法理关系问题(权利对权力的限制)；“有序与无序”概括的是对公共财政制度内容的制度秩序要求；“结构与功能”概括的是对制度效率、财政体制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均衡地区差异等财政分配的制度设计框架与制度效益问题；“权威与信任”概括的是政府在税收征管和公共支出方面的权威性、社会成员对政府的制度安排的评价问题等现象,是对政府形象的应然性要求；“服从与救济”概括的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制度的遵从度,及社会成员受到政府行为伤害,或社会成员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时的权利需求等现象,是社会成员的义务和基本权利要求。　　 本文创新性提出“七项法律原则”作为中国公共财政基础性法律原则,其中“最低责任原则”约束的是政府应对社会及社会成员承担的基本职能和公共服务责任；“刚性预算原则”规范的是对财政收支行为、政府行政成本、转移支付总额等影响公共支出公平性、效率性环节；“税收公平原则”概括的是在中国现实下税收征管的公平性要求；“综合效率原则”概括的是如何使中国公共财政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差异平衡原则”着力于促进地区差异的制度均衡；“成本控制原则”是对控制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社会管理成本和税收征管成本的制度要求；“规范透明原则”是对政府在公共财政收入和公共财政支出等环节的制度设计和行政行为的内在要求。　　 在结语部分,本文鲜明地提出有限政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中国公共财政的法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