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文学”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和知识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建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文学教育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罗兰·巴尔特说,文学“就是课堂上所教的那些东西”,“文学”成为“文学教育”的结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学语文教育是最广泛意义上文学传播的有效途径。文学阅读群体的主要构成,应该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在学习过程中,教科书对学习者有“强迫”阅读的权力。因此可以说中学语文教科书影响了大多数受教育者对文学的认识和想象。当一种事物能够产生广泛的“意识塑形”的作用时,它理应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当代语文教育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对当前语文教育影响最为直接的阶段。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本身就是现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学语文教材建构出怎样的文学经典,具体哪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教材对于经典的选择,这种经典的建构又如何参与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文学的经典化历史,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的当代命运。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无疑和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联系最为密切,许多的经验与痼疾,都直接地来源于这段历史,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能让我们发现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的教科书编写以及语文教学提供参照。本论文聚焦于当代,以中学语文教材为对象,着眼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透视各种权力因素是如何在中学语文教育领域互相“交织”和“较量”,并进而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主要出版机构。“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前期,它一度是唯一法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实行了“一纲多本”的政策,但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仍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因此本论文主要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对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交代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正文分为三编：上编重点呈现建国后文学教育及语文教材的变迁历史,为进一步厘清教材中现当代文学选文的变迁呈现了相关的话语背景。文学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进行的教育；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却几乎始终未得到明确。语文教材的变迁、文学教育地位的浮沉,这一过程是多重权力因素复杂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十七年”时期人教社出过4版教材,伴随着教材改版,文学教育经历了从边缘到凸显再回归沉寂的跌宕。在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改革和1963年语文教育工具观的确立,前者促成了文学教育的凸显,后者却使文学教育成为一个禁区。相反的结果,背后却都有着民族国家政权意志和语文教育自身诉求的复杂交织：民族国家政权意志强力控制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而语文教育一面服从,一面也在不断伺机实现自我诉求。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语文教育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是“文学教育”的复归之路却并不平坦。1978至1990年代末,语文教育继承和发展了1963年的“工具观”,虽然这对“文革”时期教育观念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也严重限制了“文学教育”地位的提升,语文教育大大落后于时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考察其深层原因,主要仍在于语文教育从体制上到利益上乃至于整体心理上对于民族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过度依赖。这一时期的亮点是1990年代末爆发的一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讨论的中坚力量多有文学研究的背景,他们用占据时代主流的人文话语全面批判中学语文教育,可谓是文学领域针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一次主动的话语争夺运动,这为中学语文教育教材改革带来了活力和动力。新世纪以来,语文教育、教材进入一个深刻变革期,由对“工具性”的单—性重视走向工具性、人文性统一的探索之路,文学教育的地位也由此得以极大提升。但由于体制变革难以一蹴而就,政策法规不完善、落实不到位,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利益驱动等原因,多样化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推广仍面临诸多问题。中编从整体上梳理语文教材对于现当代文学的选择,具体考察到底什么样的作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进入了教材。在梳理过程中,也将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纳入视野当中,从三者的整体关系中进一步展现教材的话语倾向。“十七年”教材中的文学,在政治的夹缝中被选择、被呈现。建国初期的语文教材对文学价值体系进行了重构,透露出鲜明的“厚今薄古”、弃旧立新的倾向。教材选入大量报刊时文,其主要的话语内涵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充分贯彻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系统迫切追求巩固政权、维护稳定、加快建设的执政意图。1956年文学课本选文的质量大大提升,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但它也依然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政治印记,以对新文学的重新书写(甚至是误读和遮蔽)完成了宣传和塑造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责。1958年到1962年,语文课本成了政治性读物的集锦,文学性严重下滑,大跃进民歌的选入即是一例。虽然教材选入的大跃进民歌还是属于传诵较广、艺术上较好的,但由于大跃进民歌整体艺术水平有限,在教材中,这些民歌除了同步地传达那个时代的跃进精神,促成着学生陷入政治迷狂和虚伪浮夸之风中外,其有益作用十分有限。1963年,在教育领域和文学领域的双重促进下,现当代文学选文展现出相对丰富性和经典性,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选入增多。论文以许地山的《落花生》为例,说明作品此时进入教材同作品自身的艺术特性、现代时期的铺垫以及作家身份的被塑造等息息相关。新时期以后语文教材中的文学景观,经历了一个由单调到丰富,由社会政治话语的单一性传达到人文话语的多元表达的过程。1978年到1990年代末,教材选文的变化只是局部的、零星的,选文体系及阐释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表达的依然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社会—政治话语,其中对“十七年”文学的选择就是一个代表。笔者认为,文革前语文教材对“十七年”文学的选入在当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新时期以后,“十七年”文学的传播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拨乱反正作用,但很快这种积极意义就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减弱。新时期教材强化了“十七年”文学的经典性,同时也由于语文教育的僵化和“十七年”文学的内在局限而引发了读者的质疑。新世纪语文教材编写面对的是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文化环境：多元话语互相对抗、复杂交织,甚至彼此渗透、融合。语文教材中,民族国家话语不再采用鲜明的政治性表达方式,而是与人文话语充分融合；教材积极吸收全球话语,外国文学选文体现出比重大、开放性、人文性的特点,但教材也借助部分选文巧妙地表达了民族国家的自身立场。大众话语对精英话语的冲击构成了教科书编写的新的矛盾聚焦点,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金庸小说进教材和《Q版语文》的出版。同属于大众话语的表达,《Q版语文》最终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金庸小说却进入了语文教材,这是因为它们对于精英话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对精英话语的彻底反叛,后者却对精英话语采取了对话态度。以上过程表明,教科书选文从根本上受制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同时,教育自身功能的维护、文学领域的冲击、文化领域内不同话语的争夺与交织,都影响着教科书对文学经典的选择。教材编写只有淡化政治性、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密切关注文学研究领域的思想进程并积极吸纳,才能选择出更适合语文教育的文学经典。下编集中探讨语文教材对于文学的改写策略。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改写最为严重的可谓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形象,都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本编从知识分子个案入手探查教材在形象塑造和作品选择时采用的一系列话语策略。第一章从知识分子的内部构成,即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在教材中的形象变化史入手,说明了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教材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筛选与过滤策略。“十七年”时期教材对于知识分子的表现,基本是通过“去知识分子化”完成的,知识分子以错位的身份(和其他身份结合或身份改写以后)被接受,除此之外,便是落后甚至是反动知识分子了。新时期以后,科技知识分子形象率先进入教材表现的中心,而人文知识分子形象的改观却相当迟缓。究其原因,科技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立身,比较容易适应执政系统所要求的稳定结构；而以人文性和思想性为特征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同历史充满了太多的纠葛,当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自身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时候,笼罩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历史阴霾更难以被驱散。新世纪语文教材则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更加侧重于表现他们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勇于批判,深入思考和探索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正义感和悲悯情怀的知识分子品质。第二章从鲁迅形象的展示及鲁迅作品的收录与阐释角度,分析了教材在鲁迅接受过程中所采取的改写、误读与重写策略。“十七年”时期,对鲁迅的改写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二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话语,处处充满误读。1978至1990年代语文教材对“鲁迅”进行了有限的重写,虽然其配合政治运动的色彩减弱了,但鲁迅依然被局限于“革命家”的身份。新世纪教材对鲁迅的塑造则以“人文鲁迅”为基点,人性、情感性、思想启蒙的意义被凸显。第三章从孙犁选文入手,进一步讨论哪些因素能够使作品一定程度上减弱教材话语策略的操控。本章通过孙犁与其他作家,尤其是与赵树理的比较分析,发现孙犁之所以能成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一棵“长青树”,首先应该归功于他的作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契合。其次则在于孙犁的小说,一直同政治话语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既在话语规范之中,又不拘泥于政治,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视角来观照时代,从而拥有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能够适应不同时期的话语环境。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并对文学教育和语文教材的编写提出建议。本论文立足于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主要运用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借鉴知识考古学和场域理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这一课题。选择本课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希望语文教材能够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更加积极有益的作用,并最终使文学的精神与审美价值能够通过促进“人的成长”得以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