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在青少年生活中的逐渐普及,校园欺负的发生环境开始拓展至网络空间,随之出现一种新的欺负形式,即网络欺负。根据Smith等人(2008)对其的定义,网络欺负是指借助电子信息交流工具,反复地对不易进行自我保护的个体有意实施的一种攻击行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网络欺负现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尤其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并对欺负者及受欺负者产生诸多消极影响(例如,低自尊、抑郁、物质滥用、旷课)。因此,为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亟需探讨网络欺负的影响因素,为制定网络欺负的干预或预防措施提供实证支持。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以往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或不足:只关注单一或少数几个风险因素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仅立足单一环境背景考察网络欺负的影响因素;较少探讨个体变量(例如,社会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在环境风险因素与网络欺负之间的调节作用;缺乏中国本土化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国青少年为研究样本,立足三种环境背景(家庭、学校和网络环境),重点关注三种背景中的13个环境风险因素与网络欺负的关系。同时,通过累积风险模型,对这些环境风险因素进行建模,形成一个累积环境风险指标,以考察环境风险因素以及风险性环境背景对网络欺负的累积效应。最后,着重考察社会人口学因素(性别)和人格特质(特质攻击)对累积环境风险和网络欺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简言之,本研究旨在探讨环境风险因素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以及性别和特质攻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武汉市的703名初中生进行调查,使用SPSS 19.0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除家庭结构、家庭贫困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网络欺负相关不显著,学校氛围、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欺负显著负相关以外,其他各环境因素均与网络欺负呈显著正相关;(2)在控制年龄、性别、上网时间和卧室上网权限之后,仅有传统受欺负、同伴拒绝、感知到的网络匿名性、网络游戏暴力接触和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其中网络受欺负的预测力最强,其次是网络游戏暴力接触;(3)青少年遭受环境风险因素的总数量越多,其越可能进行网络欺负;(4)在三种不同的环境背景下,经历较多风险因素的青少年总体上比经历较少风险因素的青少年实施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5)经历较多风险性环境背景的青少年要比经历较少风险性背景的青少年更可能实施网络欺负;(6)在控制年龄、上网时间和卧室上网权限之后,性别对累积环境风险和网络欺负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即无论是何种性别,累积环境风险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但是相比女生,在男生中累积环境风险对网络欺负的预测作用更强;(7)在控制年龄等因素之后,特质攻击对累积环境风险和网络欺负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即无论在何种群体中,累积环境风险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但是相比低特质攻击性群体,在高特质攻击性群体中累积环境风险对网络欺负的预测作用更强。本研究发现对于制定网络欺负的干预或预测措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立足多种环境背景,重点关注网络环境;着重关注经历较多环境风险因素的个体;针对不同群体(男生/女生群体;高特质攻击性/低特质攻击性群体)采取不同干预力度、不同种类的干预措施。同时,应加强父母对孩子网络使用的监控力度,培养积极和谐的亲子关系;充分发挥学校和教师的职能和教育作用,加强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和移情训练;健全网络使用的相关法规制度,推进社会成员参与网络行为的监督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