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正处于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劳力成本高和投资回报低已经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倍受争议。城镇化正被宣传成应对拉动内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关键一招。那么在理论上，什么是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在实践中如何推进？在本文语境中，城市化抑或城镇化的关键一环是城市土地利用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结构:政府、企业和家庭空间选址互动决策，形成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关系并决定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形态。　　基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多学科经典理论，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构建了政府和市场多主体互动决策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分析框架，选取古城南京和新城深圳两个典型城市进行案例比较分析。　　归纳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截取代表性时点进行静态均衡分析:立足于政府和市场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的损益状态，将前一时段已经形成的空间结构（资源密度）分布作为前定外生变量;多个主体依收益成本做出的工作、居住和生产选址优化调整，形成下一阶段空间结构（资源密度）分布的变化趋势;自然地理、技术变迁、军事战争等因素造成的空间结构（资源密度）分布变化作为外生处理。　　本文以“运价当量距离”综合反映交通通勤成本，以“位点”简化表征城市各项功能高密度分布区域（不同用地成本）。着重从具有不同城市功能的“位点”出发，以多个活动主体的“运价当量距离”为主要分析变量，结合地块开发成本的等成本线（用地成本），考察城市空间的不同功能位点分布格局，剖析整个城市内某个区域的兴衰变迁过程。得到主要结论:　　(1)探讨了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外在表现和内在互动决策机制。　　政府、企业、居民等多个行为主体的选址决策相互作用以决定城市空间结构基本特征的:交通集散枢纽类、高附加值加工类、城市消费中心类、高收入家庭居住、主导型资源支配五类位点的空间分布动态演化均衡。分别分析了引入政府规划和将政府本身作为一个选址决策主体加入到这一演化过程中之后，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空间分布和土地利用）可能产生的不同特征和趋势。　　(2)将城市用地成本作为就业和居住选址变量，并选取案例予以系统表征。　　城市功能位点资源密度最高，用地成本也高。城市化过程中市场主体选址趋向于低用地成本和交通通勤便利，从而引起位点的新演变。以千年古城南京为例，城市中心从城南向城北迁移、并以城北为主要集聚向四面扩散，目前呈现出“东拓西扩”、“南跳北飞”四面散开的发展态势。而作为仅有30余年大规模建设的移民新城深圳，城市功能位点变迁形式为“由东向西转移且同时新增、呈现多中心”特征，基本符合市场与政府互动下的城市功能空间演化规律。　　(3)中国城市公共政策和管理体系的变化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调整是形成城乡空间格局、城市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　　权力层级的城乡空间格局、城市空间分布基本与市场交易枢纽程度的空间分布一致。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行政首长在缓解大城市负外部性的决策余地越大:合法征地扩大建成区面积;可支配财力和融资能力足以大规模改善交通等市政建设，以有效地调整规划和核心城区拆迁置换，实现“低收入人群向郊区安置、高收入群体进入核心城区”这一显著区别于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机制。　　政府干预下的城市功能位点空间分布，往往会偏离单纯由经济主体参与形成的市场均衡。城市公共政策需要对土地利用、交通和环境进行通盘考虑，并从人的偏好和认知出发设计恰当的激励机制，内部化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外部性，引导职住平衡。以解决由此衍生的住房、交通和环境等公共问题，提供有效的要素市场，节约能源、土地和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