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业务作为资产管理业务中的一类,是我国金融创新产物,因其有“避法行为”的特征而在长期实践中为监管所重视。为防范通道业务带来金融风险,同时强化金融监管,2017年底开始各部委联合陆续出台了《资管新规》和配套实施细则,按“新老划断”原则对“违规”通道业务进行清理,旨在对通道业务存在的问题进行统一规制;同时在司法裁判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也配合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针对通道业务在业务定性、合同效力认定以及相关裁判规范上做了配套规定。由于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包含了许多严苛的条款,与历史上的监管态度相比有很大转变,资管行业的参与者们称之为“资管严冬”的到来。但遗憾的是,此次改革中信义义务规则仍被忽视,这也使得此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金融实践中因长期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所带来的监管与司法在通道业务上的治理冲突问题。本文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回到信托法规制下,坚持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理顺通道业务治理的共通底层逻辑,以推进问题的解决。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明晰通道业务的概念,澄清我国通道业务存在的监管和司法的核心问题所在,以及我国历史监管中的信托法规制脉络。通道业务从鼓励到几乎被禁止,本文对这种转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信义义务在监管和司法中的缺位,以及司法裁判与监管规范的错位是导致通道业务难以控制并最终异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指出了司法层面存在的行政规范对司法裁判的逾越和替代等问题,明确了信义义务在监管和司法层面的回归需求。第二章,明确我国通道业务中的信托法特征,以及我国信托法中对信义义务的特殊定位。指出在我国的信托法项下,信义义务作为可约定的法定义务类型可由当事人之间通过意思自治进行一定程度信义义务排除,但是受托人并不因此免除最低限度的信义义务,并对此给予了实践案例分析和学理分析。第三章,明确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对金融监管和司法裁判的冲突进行协调的可能性。在监管方面提出信义义务应与监管规范相链接的思路,应以信义义务为依据对受托人进行穿透式监管;在司法裁判方面,首先结合案例对通道业务的合同无效说理进行了说明,提出信义义务规制下的可能的司法裁判思路,然后论述在信义义务违反情况下的责任认定,最后做第三种民事责任类型的展望,提出了一些立法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