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为了巩固执政地位,赢得抗战胜利,对自身组织的价值指向、成员构成及其运行机制等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及其变化,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需要,顺应了抗战的民意。了解抗战期间国民党对自身组织的调整及其变化,对我们今天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组织特性,加深政党组织应随形势、任务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理论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的主张,以此来适应新形势下的理论需要,“抗战建国”理论与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党国”理论有一些不同,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赋予三民主义以“抗战建国”新的内涵,这就是,民族主义为“求民族之生产独立”,民权主义为“发展民力”,民生主义为“谋求生产力之发展”。同时,国民党党务系统运行和组织原则,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党务组织的垂直领导能力有所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约束力进一步提升,加强了组织纪律,权力进一步向上级集中,各级首长的权力加大；战时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也有所发展。此外,面对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内的派系也出现了整合与分化。抗战军兴,各派系都暂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集中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公开的反叛与对抗渐趋销声匿迹,表面上大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共同抗日,一致对外。与此同时,党内的派系也有许多新的分化：三青团的成立,使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延伸到新的政治组织之中；蒋经国“新太子系”,因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在国民党内诸派系中迅速崛起,并逐渐力压其他派系；朱家骅系伴随着朱家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上任和离职,自然地升起与陨落。还有,抗战期间,国民党党员数量激增,并在构成上,与战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农民、工人及军人党员人数增多；中央部门党员的学历结构以及党员的地域分布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除此之外,国民党的党风与其他时期相比,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下,众多国民党员信心不足,精神低迷、意志消沉、士气低落。对此,国民党中央也无计可施,“党魂”“党德”成为空洞的宣传口号。在工作作风上,效率也十分低下,怠惰废弛,党群关系更加恶化,等等。研究抗战期间国民党对自身组织的调整及其特性的变化,对于我们加深政党组织建设与政党使命要求之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