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环境抗争事件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05年之后中国进入环境抗争凸显期。与中国公众面对其他环境污染危害,大多数选择沉默以对不同,公众反建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对PX项目带来的环境危害,公众不再“沉默”。本研究将公众对PX项目的抗争行为分为制度化抗争行为和非制度化抗争行为,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此外,本研究还对同一个PX项目中,厦漳两地居民的环境抗争行为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通过对厦漳两地居民环境抗争状况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公众对PX项目带来的环境风险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应对行为。在制度化抗争行为方面,380位受访者中,采取了“向街道居委会反映”、“向制造污染的单位直接提出抗议”、“向工作单位反映”、“各级政府投诉”等行为,所占比达42.1%。而采取“搬家”的抗争行为占12.3%。非制度化抗争行为方面,公众采取“向新闻媒体投诉”、“寻求网络支持”等非制度化抗争行为,所占比达20.3%。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制度化抗争行为与非制度化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在制度化抗争行为中,上层阶层、组织参与、项目运营方信任、专家信任和风险感知对制度化抗争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非制度化抗争行为中,网络多元性、组织参与和项目运营方信任对其具有显著影响。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厦漳两地居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厦门居民环境抗争中,中间阶层、组织参与对环境抗争有正向显著影响,家庭年总收入对环境抗争有负向显著影响。在漳州居民环境抗争中,组织参与对环境抗争有正向显著影响,项目运营方信任对环境抗争有负向显著影响。在系统信任方面,两地居民对于政府的信任都很低。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系统信任三个因素对制度化抗争和非制度化抗争的影响力,本文认为在应对公众环境抗争行为时,区分不同的抗争方式,有助于快速有效的应对和解决环境抗争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公众对政府、媒体、专家和项目运营方的信任,影响其环境抗争行为和方式,重建系统信任,尤其是政府信任,是政府建立环境抗争应对机制的重要前提。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收获:1、将环境抗争划分为制度化抗争和非制度化抗争进行探讨,能够更好地把握不同环境抗争行为的特征;2、对同一个项目不同地区的环境抗争进行比较,探讨环境抗争的地区差异,能够丰富环境抗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