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对皇权主义与王权主义作了政治形态性区分，以此为前提对皇权主义在后战国时代的发生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深入分析。这一分析具有五个特点： (1)在视角上限定于后战国时代。这一视角赋予后战国一种“观念时代”性质。从直观上看，后战国时期呈现出某种明显的“瓶颈”状态。它在剧烈的收缩中，同时又缓慢地张开。它表现为：在政治层面，重建中央权威的短暂成功及其受挫，进而谨慎推进。这一过程展示为皇权政体的建立与成长。在观念层面，重建思想秩序的极端选择及其失败，继而消极放任。这一过程展示为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形成。 (2)在方法上发展出一种历史-制度-实践三者相融构的技术分析方法。技术分析使政治思想史研究更具历史感。它注重皇帝制度与皇帝观念之间的深刻互动以及政治实践对政治思想的强力规范，并着眼于皇权体制下历史进程所依托、所蕴含、所呈现的皇权理念、思想和意识的复杂脉络。它表明皇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皇权意识形态的自觉建构。 (3)在论域上拓展出思想共识层面。共识论域使政治思想史研究更具客观性。这种思想共识介于抽象化的社会意识与理论化的统治思想之间，从而构成一种更为宽阔和开放的相对独立的思想史场域。它更倾向于在经典文本和精英话语之外的权力游戏和官场规则中展示出人们对皇权主义的普遍认同。这使得皇权主义成为一种以观念-实践方式根植于政治-思想共识的普世价值。 (4)在结构上将皇权主义把握为一个整体。结构把握使皇权主义更具思想史内涵。通过对以皇帝观念为本质，以官僚意识、国家理念为形式，以意识形态为主体，以礼仪、造型为表现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阐释，展示出皇权主义力图支配一切的庞大总体性和绝对能力。这一方面表明皇权主义对国人身心客观构成一种具有直接控制能力的专制主义思想秩序和信仰体系，另一方面则证明在中华专制主义的长程走向中，“皇权主义”确实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特解释力的思想史视角。 (5)在观点上提出并论证了“天高皇帝近”的命题。这一命题构成了中国皇权主义思想秩序的基核。它认为皇权主义的基本功能就是把高高在上的皇帝制度转化落实为全民认同的皇帝观念，使皇帝与民众双方在心理和意识中有机型构出一种“意识形态直通车”的思想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制度层面的皇帝既高且远，观念层面的皇帝却不高而近。“皇帝近”非但丝毫无损反而极端强化了皇帝的独尊、神圣与权威。这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微妙的思想史过程。思想史释义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皇权主义本身所包含的皇帝制度与皇帝观念之互补与张力，而进一步透显出中国思想所具有的早熟型意识形态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