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和目的: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与性相关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如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和感染性病、艾滋病等。而青年是性行为活跃的人群,也是受到变化的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群。青年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流动经历在很多研究中看到与高危性行为的发生、与性相关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有关。目前大部分针对流动人口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是在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大中城市)进行的,而且往往是在他们已经成为高危人群后才开始。而在流出地区特别是对流出地区的青年人群针对性有关的健康问题(性病、艾滋病和意外怀孕等)开展的干预工作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认识人口流出地青年的流动经历以及对人们的性观念、性行为和相关预防知识技能的影响,对探索在青年流动之前的干预策略措施,更有效地预防性相关的健康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影响青年人群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除了知识、态度等个体因素外,还包括社会性别、文化传统、同伴的态度、行为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恰恰是这些社会文化背景和情境决定了某些社区或群体的脆弱性,以及制约了生物医学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本研究将通过对海南省农村乡镇黎族和汉族青年的比较,探讨社会性别、流动经历、社会环境(包括社区、家庭、同伴)等因素与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性行为的关系,为今后在多民族地区设计实施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干预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选择海南省A县和B县作为研究地点,在地处山区的黎族地区的黎族人群(A县W乡和Q镇)、黎汉族混居地区的黎族人群(A县L镇和S镇)、黎汉族混居地区的汉族人群(A县C镇和H镇)和汉族地区的汉族人群(B县F镇和Y镇),以当地16-30岁非在校学习的户籍居民做为研究对象总体,采取性别、年龄、流动经历等比例配额方便抽样的方法获得研究样本。共访谈黎族汉族男女居民99人,问卷调查居民881人。采用定性研究(个人深入访谈)和定量研究(面对面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收集资料。定性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他们对性和生育相关问题的看法,以及本人对现代避孕方法、性病和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流动经历(仅指因打工外出的流动经历),与艾滋病相关的知识,相关性行为情况、避孕套使用情况以及当地社区对相关性行为宽容的程度、个人对性相关问题(婚前、多性伴和卖性行为)的看法等。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不同居住区域的民族(山区黎族、混居区黎族、混居区汉族、汉区汉族)、社会性别(男、女)、年龄、婚姻状态、流动经历相关变量(流动范围、累积打工时间、流动性指数等)以及生活环境性宽容指数(7道题的总得分,包括平时与家人和同伴交流性、生育等问题的情况以及被调查者报告的同伴相关性行为情况;指数越高,说明被调查者家人、同伴对性的态度越宽容)和个人性态度指数(6道题的总得分,包括被调查者本人对相关性行为的看法;指数越高,说明被调查者对性行为所持的态度越宽容)等。本文的主要结局变量包括:艾滋病有关的知识以及与性病、艾滋病相关的性行为(婚前、多性伴和卖性行为)、避孕套使用行为等。结果:1.基本人口学特征问卷调查881人的平均年龄为22.2±4.0岁。女性中已婚的比例(53.1%)要高于男性(25.0%),黎族地区男性已婚的比例(17.4%)要低于汉族地区(32.6%)。汉族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获得相应学历毕业证书的比例均高于黎族被调查者。深入访谈共有50名黎族村民和49名汉族村民参加,黎族被访者已婚的比例、受教育程度均要低于汉族被访者。2.流动经历在问卷调查的881人中,457人(51.9%)有流动经历,其中53人(6.0%)仅有不出本县的跨乡镇流动,215人(24.4%)曾跨县流动,189人(21.5%)曾流动到外省。174(38.1%)人有过一次以上的流动经历。在有流动经历的被调查者中,山区黎族男性的平均累积打工时间最短(不到9个月),山区黎族女性的平均累积打工时间(16.8个月)也短于其他三组黎族或汉族女性。从平均停留过的城镇数看,汉区汉族男性打工停留过的城镇数要少于其他三组的男性。流动性指数等于外出打工期间停留过的城镇数与外出打工的总月数之比。流动性指数越高,说明被调查者更换打工地点更频繁。有流动经历的被调查者的流动性指数中位数为0.14,范围为0.01-1.00。年龄小的被调查者、男性、单身者的流动性指数较大。从四个不同民族-区域组的比较看,山区黎族的流动性指数最大,而汉区汉族的流动性指数最小。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被调查者的流动性指数减小。457位有流动经历的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18.7±3.0岁。其中235人(51.4%)第一次外出打工是到外县,142人(31.1%)是到外省。黎族男性第一次打工的平均持续时间(山区和混居区分别为7.3月和8.3月)要短于汉族男性(混居区和汉区分别为14.1月和13.5月)。在有两次及以上流动经历的174人中,他们最近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是21.2±3.3岁。其中89人(51.1%)最近一次外出打工到外县,66人(37.9%)是到外省。山区黎族、混居区黎族、混居区汉族和汉区汉族四组被调查者最近一次外出打工平均持续时间(9.1个月)要短于第一次外出打工(11.9个月)。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资料表明,较多的黎族被调查者外出打工是因为经济压力,而相当部分的汉族被调查者是为了寻求个人发展。在打工过程中,黎族被调查者更在乎自己的感受,常常会因为觉得累、不好玩等原因就中断打工。而汉族被调查者除因婚姻而中断打工外还有相当部分人关注的是个人的发展。3.艾滋病、性病和避孕套相关知识和态度在881位被调查者中,723人(82.1%)听说过艾滋病,但仅有470人(53.3%)听说过性病。413(57.1%)人完整的知道艾滋病三条传播途径,但对于不传播艾滋病途径的知晓情况较低,尤其是对于蚊虫叮咬不传播艾滋病,知晓率仅为27.4%。定性访谈中发现相当大部分被访者对于艾滋病、性病的预防方法存在很多错误的观点。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女性被调查者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高于男性,教育程度越高者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也越高,山区黎族的知识得分要低于汉区汉族。有过跨县/省流动经历者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要高于无流动经历者。累积打工时间越长的被调查者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越高,而流动性指数越高的被调查者的相关知识得分越低。在881位被调查者中,747人(84.8%)听说过避孕套,其中508人(68.0%)曾经见过避孕套。只有39.8%的被调查者知道避孕套的3个功能(避孕、预防性病、艾滋病)。对避孕套知识得分的秩和检验发现,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的被调查者避孕套相关知识得分越高。男性比女性的避孕套相关知识得分高。在四组被调查者中,汉区汉族的避孕套相关知识得分最高。对避孕套态度得分的秩和检验发现,男性对避孕套更倾向于否定态度,而女性对于避孕套表现为肯定态度。在四组被调查者中,汉区汉族的避孕套相关态度得分最低。没有发现避孕套相关态度得分与避孕套相关知识得分之间具有统计学关联。4.性病、艾滋病相关性行为在881位被调查者中,594人(67.4%)有过性行为。508人(57.7%)报告发生过婚前性行为,其中男性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为59.4%(266/448),女性比例为55.9%(242/433)。超过半数的有婚前性行为的男性首次性行为的发生对象是一般朋友或同学,而大部分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首次性行为的发生对象是男朋友。280人(31.8%)报告曾有过多性伴行为,其中42人(4.8%)报告在半年内有过多性伴行为。8人(0.9%)报告有过卖性行为,42人(4.8%)有过买性行为。对有性行为的被调查者的婚前性行为、终身多性伴行为、半年内的多性伴行为和买性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流动经历、性别、婚姻状态、生活环境性宽容指数和个人性态度指数是影响上述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对婚前性行为而言,被调查者的年龄越小,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越高,有跨县/省流动经历者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高于无流动经历者。被调查者的生活环境性宽容指数越高,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越高。对终身的和半年内的多性伴行为来说,男性报告终生多性伴和半年内多性伴行为的比例高于女性,单身者报告终生多性伴和半年内多性伴行为的比例高于已婚者。被调查者的生活环境性宽容指数越高,报告终生多性伴行为的比例越高。被调查者的个人性态度指数越高,报告终生多性伴和半年内多性伴行为的比例也越高。对买性行为来说,年龄越大,被调查者发生买性行为的比例越高。单身者发生买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已婚者。被调查者的生活环境性宽容指数越高,发生买性行为的比例越高。被调查者的个人性态度指数越高,发生买性行为的比例也越高。定性访谈结果发现男女性被访者均会和同伴谈论性方面的事情,但是男女性被访者交谈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别,男性主要谈论和性行为相关的内容,而女性主要谈论的是月经或避孕相关内容。访谈还发现男性被访者对于男性多性伴行为和买性行为普遍认可甚至赞许,而对于女性同样的性行为则不赞成,强调女人和男人是有差异的。女性被访者对于男性的这些性行为则表示无可奈何,她们也认为男性和女性不一样,但对女性的这些性行为则明确表示不能接受。5.避孕套的使用在有过性行为的594名被调查者中,272人(45.8%)曾使用过避孕套。在曾使用避孕套的272名被调查者中,有近一半的人在过去6个月里没有使用过避孕套,而不到15.0%的人能够每次都使用避孕套。不到40.0%的被调查者报告在最近一次的性行为中使用了避孕套。避孕套曾用率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混居区黎族中使用过避孕套者的比例高于山区黎族。被调查者的避孕套相关知识得分越高,即避孕套相关知识水平越高,曾经用过避孕套的比例越高。对过去半年的避孕套使用情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已婚者比单身者更可能不使用避孕套。混居区汉族比山区黎族更可能不使用避孕套。被调查者的避孕套相关知识得分和态度得分越高,即避孕套相关知识水平越高,对避孕套的态度越积极,过去半年里经常使用避孕套的比例越高。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情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使用避孕套的比例高于男性,单身者使用避孕套的比例高于已婚者,被调查者避孕套相关态度得分越高,即对避孕套的态度越积极,避孕套的使用比例越高。6.女性怀孕和人工流产情况在200名单身女性被调查者中,17人(8.5%)报告曾经怀过孕,15人(7.5%)报告曾做过人工流产。结论:1.影响婚前性行为、多性伴行为和买性行为的个体因素包括年龄、流动经历、婚姻状态和个人性态度指数。影响避孕套使用的个体因素包括婚姻状态、避孕套相关知识和态度。2.无论是黎族还是汉族,被调查者所报告的朋友的相关性行为和对性的态度都是影响婚前性行为、多性伴行为和买性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社区中同伴的影响作用。3.对相关性行为的态度、多性伴行为和买性行为的发生以及避孕套的使用都存在着男女差异。而且无论是黎族还是汉族对男女性行为都有着“双重标准”,男女性研究对象及其社区其他成员对于男性多性伴行为和买性行为较为宽容,而对于女性同样的性行为则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