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贿赂犯罪的行为人就尤如蝼蚁,侵蚀着国家政权的基石,动摇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危害性不容忽视。作为承担着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能的检察机关,如何应对这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如何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有所作为,有效的侦查手段即是披荆斩棘的利器。但当前贿赂犯罪呈现出的隐蔽化、复杂化及智能化特点,及由此带来的证据固定难度大,行为人抵触情绪烈,反侦查、规避能力强,外界阻挠因素多,线索成案机率低等侦查困境,致使传统的被动型侦查手段无法满足侦查的现实需要,显得捉襟见肘。世界其他国家侦查机关面对此困境也纷纷调整思路,寻求新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随之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争议。一方面,它属于一种主动型侦查手段,体现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具有事前积极防卫功能,对于某些特殊、疑难案件的侦破能发挥出较之以传统侦查手段更好的功效,且在实践中已得到了证实与认可；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一定的侵权风险,有滋意扩张的不良倾向,对它的准确把握与操作运用,司法机关无所适从。鉴于目前我国关于诱惑侦查的法律规范仍属空白,本文拟从该理论问题中选取其中一个点,即具体到贿赂犯罪案件中能否适用且如何适用诱惑侦查作为研究对象,从介绍贿赂犯罪和诱惑侦查的概述入手,剖析贿赂犯罪的特征、侦查困境等,继而延伸到我国诱惑侦查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贿赂案件适用诱惑侦查的障碍及必要性、可行性,最后对贿赂案件适用诱惑侦查的程序性规制提出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