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当前我国税前列支项目的判定标准。在我国的当前的企业所得税法律体系中,由于立法位阶的不同以及法律语言的不一致,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规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部分地区对于税前列支项目判断标准不一等一系列问题。在对相关税前列支项目进行界定时,税法上给出的标准是相关性与合理性,但是这两个标准并未进行细化,导致在企业所得税法在关于扣除项目的规定上产生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而这一不确定性在税收执法中主要依靠税收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这就会导致一方面税务机关在适用税前列支条款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税务机关在执法时认定的扣除范围过窄,导致纳税人权益受损,对纳税人产生不利的影响。反之,税务机关在执法时认定的扣除范围过宽,导致税基减少,使国家的税收利益受到损害。在我国当前大力鼓励企业创新的环境下,税前列支项目存在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在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造成困扰,企业稍一不慎可能就面临不确定的税负成本和调查成本。这与当前国家所鼓励并积极推进的政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明确的税前列支判定标准可以使得企业在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时更有针对性地避免被税收执法机关纳税调增,同时对于税收执法机关来说可以减少税法上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困扰。在本文的第二章中笔者主要对当前税前列支中征纳双方认识分歧的根源进行分析。在第二章中,笔者选取了两个较为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T公司纳税调增案,在这个案例中,T公司进行了商业模式创新,但是其所采用的新商业模式被税收执法机关认定为非税前列支范围内的项目,需要进行纳税调增。第二个案例是A与某税务答复行政行为纠纷案,A认为乙公司的在房产销售中采用的赠送方式不应当属于税前列支范围,但是税收执法机关认为属于法律允许的扣除范围。在对两个案例进行分析之后,笔者认为正是当前税法上的规定较为模糊才导致两个案件中的征纳双方认识分歧。在本文的第三章中笔者主要分析当前我们税前列支项目的税法构成。在第三章中,笔者首先对当前我国税前列支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综述,然后对其进行分类整理。通过对当前税前列支相关文件的比较分析,笔者从中得出当前我国税前列支相目判定时的核心构成要件——相关性与合理性的详细判定标准。之后笔者在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中税前列支相关部分的适用情况的总结与分析后,认为我国当前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项目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而这不确定性是由于法律自身的文本限制性所导致的,其存在规定过于模糊,不易实施且没有相应的实施标准等问题。在本文的第四章中笔者主要研究税前列支项目判断标准应当如何构建。首先笔者分析了税前列支项目的法理限制,包括法律解释规则、税收法定原则以及税收公平原则对税前列支项目判定标准的限制。之后笔者从税收中性以及税收效率两个角度对税前列支项目判断标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最后,笔者分析了当前相关性和合理性的规定对税前列支判定标准的限制。在本文的第五章中笔者提出了相关的税前列支项目的界定标准。在提出界定标准之前,笔者首先对税前列支项目的确立形式进行了分析。笔者在分析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的优缺点后,对税前列支判定标准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确立税前列支判断标准的规范应当具有适当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应当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最后笔者得出税前列支项目的判定标准应当规定在实施条例中。之后笔者提出了三个税前列支项目的判定标准:经济利益流向、同行商业模式以及经济实质。经济利益流向标准在判断时要求税收执法机关在判断某一税前列支项目时将该税前列支项目放置于整个商业流程内部考虑,进行整体流程分析,判断相关项目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动链条,分析企业进行商业创新的目的是否存粹出于避税考虑。同行商业模式标准要求税收执法在进行普遍性的判断时对于自身管辖区域内部的企业和管辖区域外部的企业使用不同的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对于区域内部的主要是结合自身多年来的税收资料以及企业提供的信息。对于区域外的可以请求相关机构提供协助以及相关的公开数据。经济实质标准要求税收执法机关将税前列支项目通过商业目的和客观的客观经济实质两个标准进行判断。在判断商业目的时,税收执法机关需要根据企业所提交的对于待判定税前列支项目的说明进行分析;在判断客观经济实质时,税收执法机关需要关注企业基于税前列支相关的商业模式所产生的“利润”和“风险”。